研究者坦言，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难以忽视，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会对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上海受访的一孩和二孩母亲均提到，各类辅导班及兴趣班的支出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一位育龄的二孩母亲说：“辅导作业班、舞蹈班、课余兴趣班很多，1个孩子最少1个月光上课要花1000元。”
更多家庭里，一个月1000元的标准根本不够。北京一位一孩母亲说，孩子课外班每个月得花2000元，另外每周带出去消费一次，也得三五百元。她还没给孩子报网课，听说是越来越贵了。
宁吉喆在5月11日的发布会上说，人口增速放缓，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
女性在工作和生育之间的抉择
不想生育，并不是陈柏一家的选择。新生儿真的越来越少了。
从1949年建国至今，历数全年出生人口数量，2020年的1200万人，是自从1962年以来的最低值。1961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187万人，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具体到各地，情况类似。例如上海市生育率，已被研究者认为是处于极低水平，即便自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为0.9（2018年）。
从数据可以看出，仅宏观政策层面的调整，在短时间内扭转低生育水平的效果不佳。
“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已经提出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背后，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面临的困境不容忽视。女性正面临着从生理到心理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职业女性。
生育不是一个短期事件，从怀孕、分娩再到哺乳，都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女性需要更多地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甚至会在职场遭遇“隐性歧视”，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愈高，生育机会成本就愈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发现，有生育经历的3名受访者曾表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生育的影响。
“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她要平衡自己的事业发展、工作目标和人生目标，抵消生育意愿的因素在不断增加。”陆杰华对《财经·大健康》说。
东北地区可先试行全面放开人口？
从此次普查结果看，东北的人口特征明显，202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都比2010年有所下降。
以国企居多的东北，以往是计划生育的前沿阵地，这届90后东北人，多数是独生子女。但现在却要掉头回去多生孩子，很多人没这个概念，人口数量还是上不来。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口已经持续出现负增长，转向正增长的难度非常大。如果在东北地区试点全面放开生育，对减缓人口下降趋势不能说没有效果，能够起到一定的全国示范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表示，中国正处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重要节点。
在梁建章看来，人口数量减少将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和经济活力的降低，东北地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直接导致了养老金体系的入不敷出，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经济活力降低。当整个社会的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老年人，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创新创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
在梁建章看来，切实有效地提高生育福利与女性地位，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和育儿成本，才有可能提高生育率。他认为，“鼓励生育不能只靠呼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