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迈在《我的汉文化圈的导师朋友》的报告中说，他的学问基础是法国汉学、中国国学和日本汉学，但他的研究是独立的。他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具有超过西方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它提倡人类可以共享未来的价值观，能让守卫自我精神家园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集体心理共生，让人类能在艰难的时刻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策略；也能在繁荣时期能保持最大的包容性和放眼能力。
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章黄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宁的报告《一位从经典中解读中国的汉学家一一汪德迈》指出，汪德迈先生之与众不同，在于他熟读中国历史经典，将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交叉研究，看到跨文化国学的经典问题是儒家礼仪道德文化的价值。儒学礼仪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分长期流传，包括崇尚天然、追求人和、以民为本、亲仁善教、修身自律、权变致用、贴近生活和精益求精等思想精华，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应该传承下去。汪德迈认为，21世纪的中国，可以以其悠久而丰富的儒学传统与经验，为世界寻求新的社会模式提供参照。
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专家程正民教授在题为《汪德迈教给中国什么》的报告中指出，提倡将传统国学的原典释读法与现代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从整体上研究中国文化，是汪德迈先生的一大贡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在《有温度的“汉学”：汪德迈先生的学术情怀》中指出，世界多元文化在历史上形成多个文化圈，要拓展跨语言、跨文本和跨文化的研究，汪德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揭示跨文化多语种研究的规律、成果形态和社会文化功能。
欧亚科学院院士、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史培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高原地理科学与跨文化中国学》，他提出，汪德迈先生的跨文化中国学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科学地理观，因而能超越其汉学研究。他在对中国社会制度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地理水利制度，与西方的地理水利制度不同，也与东方埃及的地理水利不同。中国人始终依靠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首先处理好生产关系，再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等问题，最终发展了稳定的礼制社会。
他的研究对地理科学也有启发。
其次，是《汪德迈全集》研究的基本问题。各国学者讨论了汪德迈的哲学观、文艺审美观、社会观、历史观和民俗观。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教授的报告提出了汪德迈的中国“文”论与中国艺术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指出“文”是中国独有的精神财富，发展为中国式生产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分层治理方式，未见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思想流派，这是汪德迈最重要观点的之一。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易福成教授在《汪德迈的启示：俄罗斯向中国学习什么，中国向俄罗斯学习什么》的报告，再现了十八世纪以来法德俄文化圈的互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特级教授金丝燕的报告《汪德迈学术思想的跨文化性》和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的报告《跨文化中国学的奠基人——汪德迈》都指出，中国明清以来不乏跨文化译著的历史遗产，利玛窦、金尼阁都做过很多工作，整理和研究西方传入我国的跨文化历史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工作。但到汪德迈为止都缺少跨文化中国学理论，汪德迈是第一人。他是跨文化中国学理论与法方论系统的创建者。它从哲学方法、经验性认知方法和宏观对话的视野，进入人类文化史，包括其知识史、制度史、思想史、风俗史和价值史，抽绎出带有普遍问题、对话意义和良性社会治理对策性质的话语体系，形成广义的现代文化学系统，建立人类文化共存的思维新模式。他的卓越贡献是发现中国社会治理中文化对于社会运行的积极作用。中国的政府行政系统呈现为“文”的模式，而不是“武”的模式或“商”的模式。全社会尚文不尚武，并以此凝聚中国精神，这与过分重视物质力量的西方社会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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