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豚迁入海洋馆的利弊上，赵依民谈到，海洋馆在鲸类动物的人工繁育方面经验丰富，且能向社会公众进行科普教育。但同时，江豚是淡水生物，其人工繁育技术和其他海洋动物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从长江流域有关科研单位调派了专家，将利用这一科研平台进行长期研究，尝试解决江豚人工繁育所存在的问题。”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资源环保处处长娄巍立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江豚的每一次迁地、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小心翼翼。且不是所有江豚都适合搬家。“在迁地过程中，我们每迁一头江豚，都建立了江豚的种群谱系。这个谱系很重要，让我们知道这头江豚去哪了，它的父母是谁。同时，对新出生的幼豚或者正在哺乳的母豚我们是不迁的，也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种群。”迁入海洋馆是“最后屏障”还是“本末倒置”?
此次江豚迁馆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利用海洋馆平台突破人工繁殖瓶颈。
目前，江豚保护主要有原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种渠道。其中，长江干流及两湖建立了东洞庭湖、鄱阳湖等8处原生地自然保护区，长江故道建立了何王庙、天鹅洲、西江3处自然迁地保护区和1处半自然迁地保护区。
而在人工繁殖方面，主要是在武汉白鱀豚馆、天鹅洲网箱、西江网栏的人工环境中建立了3个繁育保护群体，以及在实验室条件下开展离体细胞培养和保藏等。
2016年，洞庭湖江豚从80多头增长到100多头，鄱阳湖江豚数量稳中有升，于2017年达到457头，占长江流域江豚总数的一半。这对于蒋忆等志愿者们来说，都是保护之路中令人欣喜的一面。“同时也证明，栖息地的保护，对物种保护的成效是显著的。”她说。
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行十年禁渔制度。赵依民说，正如长江十年禁渔，“退渔”不是目的，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才是目的。保护江豚这一指示性物种也是全局性工作，最终是通过保护江豚推动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也认为，物种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整个生态环境链条中，和栖息地相互作用、息息相关。“大熊猫是这样，江豚也是这样。对于普氏野马、熊猫来说，延续野外种群的方式是保护草地和山林，对于江豚来说，更重要的是维护好长江的生态环境。保证一个物种在野外长久生存的唯一底线，就是保护栖息地。”
谈到“原栖息地保护是最理想的状态”时，赵依民表示，目前，理想和现实仍有差距。一方面，通过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等举措，长江水域生态环境确实在变好，但（向好）变化是长期的过程，并非一脚踩下去环境恶化就会刹车，仍会沿惯性往前走一段距离。而对于江豚来说，目前只能说是遏制了其种群快速衰退的趋势，但这种衰退尚未逆转，种群数量极度濒危的现状没有改变，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极端保护主义倾向，野生动物生活环境达到完全的“理想”，人就没有了发展空间。保护物种的同时还要考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这二者之中找寻平衡，才是长久之策。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一头新生雌性小江豚F9C满百天。它是全人工环境中首次成功繁育的第二代长江江豚。 中科院水生所官微 图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5月11日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认为，对于处于极度濒危的物种而言，实现人工繁育是避免物种灭绝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保护物种灭绝的“最后屏障”。刘凯说，如果人工繁育没法解决，那濒危物种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堪忧，“这也是科研单位和水族馆需要进行联合攻关，重点解决的研究方向。”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则认为，不能指望人工繁殖能拯救物种，就地保护才是根本之策。他说，这和江豚的习性有一定关系：江豚是水生哺乳动物，一胎只有一个，而且孕期很长，可长达一年，哺乳期大约半年。“雌性江豚可能终身跟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意味着，很难指望人工繁育带来江豚种群大幅的增加。
王丁告诉澎湃新闻，江豚的人工繁殖更大程度上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通过创造人工饲养条件，在我们了解这个物种之后，再将经验应用到我们对野外江豚的保护工作中。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