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思辨|地铁洪灾:“控制”的偏执与技术的界限

2021-07-31 22:56:10 作者: 未来城市思辨

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现代”意象。从路灯、自来水管网,到霓虹招牌、摩天大厦,城市中承载技术的物品,往往是有计划设计的产物,体现着需要遵循的规则和秩序。地铁正是这种秩序的化身。从视觉引导到座椅形制,地铁为一切安排了时间表、标准体系和号码序列。凭借高度标准化的知觉形式,地铁为人们提供着平稳的预期,将人生地不熟之类人为的“意外”竭力摒除,并作为可见、可触摸的形象,表征了人们通过技术达成的控制。

地铁出站的人。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而在这些“无微不至”的细节背后,技术架构的日益复杂,也将其无法预料的一面叠加累积。科幻作家韩松在小说《地铁》自序中就曾写道,当人们“都在拥抱一场地铁的狂欢”而失察于其深邃幽暗的侧影,作者不由感到“恐惧而孤独”。正因作家敏锐抓住这种不知何时降临却已成为必然和客观存在的“意外”,才将地铁从可控性的纪念碑,转换为对人加以宰制的意象。

而今人们沉痛看到,正是地铁!来自自然的灾害,将其“可控性”的表象击得粉碎,它平日提供的庇护,转瞬间化为无能为力的绝望。这种绝望无法被事后的任何书写覆盖,有甚于作家的洞见不因故事中有意为之的荒诞而消失。在一次“偶然”的灾难中,城市精心营造的舒适、可控化为泡影。长久以来,城市与技术已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人们习惯了城市营造越来越安全和可预期的生存环境,并要求城市朝着更可控的方向发展。欧盟在对“韧性城市”的定义中,将“意外”也纳入“计划”进行评估的范围,无疑是追求“控制”到极致的表现。

哲学家、文化理论家维利里奥(Paul Virilio,1932-2018)提醒我们,在技术“进步”的表象之外,总有负面因素如影随形,但人们大多对此视而不见。他甚至不惜以夸张口吻声称:“发明船舶就是发明沉船;发明飞机就是发明飞机坠毁;发明电力就是发明触电。”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对速度的追寻,已使工具运动的速度超越了工具所应承载的意义——也就是它对人的意义。单独一次事故或许是局部的,有清楚的边界;然而,对可控性的沉迷却已无处不在,它使城市中的我们普遍“自愿地限制着身体的对于某些动作、某些冲动的影响范围”。一动不动地坐在交通工具上,任凭“远方”扑面而来,即便到了紧要关头而起身四顾,也找不到掌握方向的把手。

在行进的列车上奔跑,并不能对列车的方向和速度起到明显影响。这一物理知识如同一则寓言,象征了人们在技术面前、在对“控制”的偏执面前,那种被剥夺了能动性而反过来受到技术控制的无力。我们看到悲剧,这样的悲剧无法不让人感同身受。诚然,积累对过去灾难事故的教训,总可以对未来的技术提出新的要求,改进其使用方式,从而推动技术再次取得“进步”。我们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进步”。但迟来的“进步”无法在任何意义上构成对逝去的补偿。而此类技术“进步”,终将撞击到残酷的现实。面对这一事实,人们应当怎样才能面对?

我们发现,虽然“控制”很大程度上与技术联系在一起,但它本身不是一个技术内部的概念,而是孕育了一类特定技术的文化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谈论“技术的界限”,与其说是指客观上技术的可行性限制,不如说更多是指应如何正视技术,如何在文化观念的层面把握并最终规约技术。

具体到城市语境中,如何面对“终有意外”的技术?这质问的是如何让城市居民重新获得划定技术边界的权力。不幸的是,就连技术文化本身至今还停留在技术认识(technical literacy)的程度,技术的普及不时受到外在干扰,影响了技术文化走向这一自觉的阶段。

落在他人身上的雨,也终将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我们看到太多技术“进步”背后因“控制”的偏执而来的悲剧,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那些被剥夺了能动性的人们。“他们”不能只是被“客观”地凝视,随着技术的扩张,“他们”终究也是“我们”。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