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过早地对孩子进行分流，将他们按照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等是错误的。应该承认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不要通过分流打击他们，而是要给他们希望，让所有的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到时他们的心智也较为成熟，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都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要求有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
第一财经：德国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要决定做技术工人还是考大学。相比而言，为什么您认为我国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向职业高中分流还是过早？
姚洋：首先德国的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其国内的很多批评，更重要的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德国相差非常大，也学不了德国。德国技校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技校的学生每周五天的时间，有三天是在普高上的，只有两天在工厂上，这样下来，普通高中的知识也学到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学到了技术。
我国的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较低，农村地区百分之六七十的技校学不到真技术，技校所教的知识和工厂需要的技能严重脱节。在德国，技术工人和大学生之间的通道是打通的，做了工人之后还可以去上技术大学，德国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还不如中国，只有约40%的学生升入大学，但到了30多岁，则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在我国这条通道是关闭的，绝大部分人当了工人之后就一辈子都是工人了。
在德国做一个普通工人没关系，过几年就可以上技术大学，就转变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薪酬的高级蓝领。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一半。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升迁通道的，这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我一直呼吁工人也要有职级，应该向工人开放适合他们的技术大学，比如像过去那种半日制半脱产大学，给他们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近来一些三本院校向职业教育学院的转型尝试？我国该如何改变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错位的这种困境？
姚洋：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去做。我去德国看过，德国的技术大学一定要一到两个大公司合作，大公司与这些大学有紧密的合作，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公司的很多实验室也设在大学里。
技术大学属于工科教育，办技术大学比办普通大学的成本高多了。办技术大学必须有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三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这些院校向技术大学转型时必须有与大企业联合办学的思路，改变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状态。
缓解焦虑关键在教育体制改革
第一财经：中央近日出台的“双减”文件提出，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规范课外补习是缓解家长焦虑的一剂良方吗？
姚洋：教育焦虑是当前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不仅大城市的家长焦虑，边远地区刚脱贫的贫困户也焦虑，由于本地的公立中学升学率不理想，有脱贫户拼尽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高中去读书。现在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这么下去甚至会将刚脱贫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贫困。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从国际上来看，韩国、日本等都曾经禁止过辅导班，效果并不好，最后也只能又放开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政府的约束，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孩子们都可以上大学之后，去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学的孩子才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规模也就大幅缩减了。
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