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资源，讲究人儿，在改衣店里演绎着一幕幕“上海摩登”。
开店容易守店难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价位。
陶培青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一旁的陶太太快人快语，提起数年前也有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发出以后，许多新客慕名而来，但当听说改条牛仔裤要百把块后，有人就在消费点评网站上吐槽“黑心商家”“价格离谱”。
这让夫妻俩生了好一阵子的气。“先不说改衣服的工序多么复杂，他们知道这边的房租有多贵吗？”
“陶记”店内面积约为12平米，现在每月要交5000元租金。“美美”位置更好，两层楼共12平米，租金是7000元。“晓杭”租的是亲戚的房子，5平米的屋子只要1000元租金，看似便宜，但逢年过节少不了给亲戚送礼，实际租房成本也不算低。
除了黄金玉是上海人，其他4位裁缝都来自江浙。居大不易，我从不同人口中听到了同一句话：“开店容易守店难”。
▲“美美改衣”店主赵建新
这些年来，实体经济受到电商冲击，改衣店接到的商场订单比以前压缩了很多。同“美美”仍然保持联系的只剩3家门店。自姐姐去世后，赵建新就辞退了另外两位阿姨，独力支撑这爿小店。5家改衣店里，只有“陶记”还雇人做工，其他4家都是店主单干。
同时，以“易改衣”为代表的互联网改衣品牌正在加速发展。它们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改衣模式：消费者在线上下单，通过快递或平台方上门量体并收衣的方式，把衣服送到各区域中央改衣工作室处理。相形之下，传统改衣行业的经营优势变得更小了。
这些互联网改衣品牌努力把触角伸向实体改衣店。前两年，“易改衣”工作人员找到陶培青，拐弯抹角地向他了解静安别墅改衣圈子的情况。陶培青既不想透露内情，也无意加入互联网改衣阵营，这段接触就没了下文。
说到底，其实也没有多少内情。“同行是冤家。”除了张杰和赵建新是老乡，偶尔互相串门借点针线以外，其他人之间基本没有往来，只顾守着自己的小天地。偶尔从顾客那里听到一些评价，说某位师傅手艺不灵，他们都不吭声。就像张杰说的，“众口难调，管好自己的事吧”。
▲“陶记”店里，陶培青、陶太太和帮工忙于各自手头的活
曾经积极投身时代浪潮的裁缝们，在面对新的浪潮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赵建新的姐姐走了，但他希望“美美”留着；黄金玉自在惯了，不想回到管理体系之中；张杰和晓杭都是耐得住性子的匠人，也不乐意搬迁。他们和陶培青一样，都选择留在静安别墅，不去理会互联网改衣的风口。
陶培青认为，改衣店最大的危机不是房租，不是业务量在互联网冲击下减少，而是后继无人。去年疫情暴发以后，“陶记”停了三个多月的业。这段时间，他得以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长的假期，便认真考虑起未来。
可是，思来想去只有“关门大吉”四个字。因为“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裁缝了”。
这是整个裁缝业的危机。互联网时代能挽救这一行业吗？目前看来，结果仍是未知。
时间的针脚
采访到了尾声，一位年轻男士推门而入。陶太太惊喜道：“小李，你好久不来了，最近在忙什么？”
“忙着谈朋友！”
店里传出一阵笑声。
小李此行的目的是要改小几件衬衫。由于健身卓有成效，他原先的衣服都不再合身，所以来找陶培青帮忙。
第一次来“陶记”时，小李还是一名大学生。8年过去，他的生活已经变了许多模样，与陶培青两口子的交情却越来越深。陶培青为他量体的时候，他熟练地配合前者的动作，两人宛如一对默契的舞伴。
每家改衣店都有这样的熟客。有人从自己少女时代开始改衣，到现在领着一个小小少女过来，让裁缝师傅修改女儿的衣服。改衣裁缝见证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成长。这些成长既有身体上的——量体时可以最清晰地感受到，也有精神上的——如果客人愿意交付心事，裁缝们也乐于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