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人口结构方面，从2010年开始，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净流入速度已经放缓，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减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0亿人，比上年末减少61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515万人。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在2014年到达2.53亿峰值后，就开始以每年300万～500万的速度缩减。今年叠加疫情原因，流动人口将进一步减少。”杨舸表示，“流动人口规模缩减具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农村人口的新增劳动力减少，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和产业分布发生变化等。‘七普’数据将更具体地呈现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变化和流动分布。”
在劳动力结构方面，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在非常明显地改善，但也面临劳动力比例和规模下降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64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从“十四五”开始，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迎来快速增长期。“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长1150万，大大高于“十三五”年均740万的增速。预计到2048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5亿。预计在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达到近40%。
杨舸指出，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生人群会在近年进入老年期。由于这部分人群数量基数大，近年的老年人口从总量、占比等数字指标上会突然加快，进一步加快社会老龄化进程。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长期趋势不可逆。’七普’数据将进一步呈现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目前来看，变化趋势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彭希哲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七普’数据将为未来调整就业政策方向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中国要创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能否通过劳动力的素质的增长抵消数量的减少?这些仍然是考验。”
延迟退休已成定局
根据联合国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这意味着，中国的抚养比(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将逐渐变大，劳动力负担将越来越沉重。如果抚养比超出一定范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严重受阻。而控制抚养比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延迟退休年龄。
“在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社会的养老负担正在加重，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社保基金结余不足的挑战。”杨舸指出，“目前已经有部分人口流出很严重的地区出现了社保结余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已经通过统筹调整、扩大投保面等多种方式缓解社保基金结余不足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养老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延长退休年龄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建立全民共识和时间表。”彭希哲表示，“目前国家已设计多种延迟退休方案待进一步研究，每种方案都是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经济发展制定的，目标都是缓解劳动就业和老龄化社会的压力。”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两个字，标志着延迟退休将要从此前的研究层面，变成现实。
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框架，始于1951年2月2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男女退休的年龄并不一样。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年满50岁方可退休。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男性，退休年龄在55周岁。
“在制定这一套退休年龄框架时，中国的人均寿命还不足50岁，整体受教育程度也偏低。”彭希哲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但现在中国新生劳动力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大幅提高，由于受教育年限拉长，年轻人参加工作的年龄比过去晚了十年，偏脑力工作也进一步延长了工作年龄。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进步，中国人在退休后的平均寿命也延长了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