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规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能仅仅被当作健康问题来处理。我们不应该忘记卫生也有其它层面的危机，不能忘记还有一些必须要接种的疫苗。根据我们的统计，8000万名一岁以下的儿童可能无法接种麻疹、白喉和脊髓灰质炎疫苗，这是因为所有的医疗力量都在集中在应对新冠疫情。
我最后要说的是，合作不仅仅是“应该”的，更是“必须”的。我们认为中国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在双边基础上提供物资援助，还要更有力地支持国际组织和其它组织所做的工作。由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要求冲突各方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声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马晶：对传染病的重视
不能单纯依靠医院和疾控体系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中美健康峰会主席兼秘书长马晶
马晶：新冠疫情给大家的一个警醒，就是要提高对传染病的重视，这个重视不能单纯依靠医院，也不能单纯依靠疾控体系，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这两个体系有脱节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信息化和发热门诊，如何做医防融合?如何把医院和公共卫生能够紧密对接?
同时，我要特别强调新冠肺炎和SARS不同：SARS是有症状后才开始感染，新冠肺炎的特别之处在于：在症状出现之前，病毒就有相当的传播力、感染能力。如何发现早期无症状的新冠病毒携带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如何在新冠患者感染早期就能发现病毒的存在，快速地找到传播的人群，及时地得到控制，这是一个全球的挑战。现在我们要努力争取、寻找一些更简便、快速、可以做大面积频繁筛查的方法。
查道炯：千万不要把国际合作
抽象化、意识形态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查道炯
查道炯：中国媒体有一个不太客气的说法，就是说“为什么外国没有在抄中国的作业”。如果把公共卫生看成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其实不合作才是常态，为什么?援助可以提出来，但对方拒绝援助也很正常。即便双方有默契，在进行援助或其它方式的合作中，还存在一个匹配的问题，比如，对药或对治疗的理念、习惯上的匹配。我经常讲一个例子，早期武汉出现了疫情，假如外国的医生去到武汉的一线，他不会中文、不会湖北话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得心平气和地来看国际合作这件事。
中外合作，已经在应急的时候有所体现，比如在防护产品、药品的流通方面，没有去设置人为障碍，这就是合作。为什么国际合作这么难?国际合作的基本驱动力是国内的需求，要到国外去找匹配，比如说医生之间、研究人员之间、学校老师之间......能找到哪些具体的点。我们千万不要把抗疫的国际合作抽象化或者意识形态化，这并不能单纯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文明程度、大国和小国等。
王金鹤：要战胜疫情，
合作和创新非常重要
强生医疗对外事务和市场准入副总裁
王金鹤
王金鹤：这次疫苗开发跟以前的疫苗开发不一样，这次有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径落地，像载体疫苗、灭活疫苗,有最新科技mRNA疫苗闪亮登场。这些都证明什么呢?如果要我们战胜疫情的话，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合作，还有一个是创新。
回爱民：隔离、治疗都是被动的
只有疫苗才是终极武器
复星医药全球研发中心总裁
兼首席医学官 回爱民
回爱民：从我的观点来说，隔离也好、治疗也好，都是被动的，只有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才是主动制止疫情发展的终极武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国际合作。2020年1月12号，中国的科学家分离出病毒基因序列，分享到全球，全球的科学家都可以用这个知识来设计疫苗，这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合作;我们要疫苗上市，必须要有三期临床的数据。但是因为现在中国没有疫情了，在中国不能做三期临床试验，全都要到国外去做，这是另一个大的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