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合告诉记者，通过学习自我观察，自我记录，加上教导者的辅助和强化以及家长的参与泛化，这个孩子掌握了语言的主动性后，就能够与别人进行对话，可以在与人交往中产生友谊。孩子的爸爸反馈说，孩子干预后在社区和学校里慢慢交了一些朋友。
此外，自闭症儿童还都有刻板性的特点，因此黄伟合强调要注重帮助他们打破刻板性，养成灵活性。黄伟合有一个五六岁的小患者，其刻板行为的表现之一就是只玩小汽车，别的玩具都不玩。黄伟合为他制定的目标是培养他用自我管理的方式，观察自己的行为，观察自己的灵活性，对其他的玩具产生兴趣。在干预的时候，黄伟合问男孩，想要玩自己的手机还是平板电脑，男孩选择了平板电脑。于是黄伟合对他说：“箱子里有很多不同的玩具，你每次玩一种不同的玩具就可以用马克笔在纸上画个点，集满10点后你就可以玩我的平板电脑了。”在他的引导下，最后孩子从箱子里拿出了球，又去拿火车、积木、小篮球，并且可以与老师玩抛球接球游戏。
黄伟合解释说：“培养灵活性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非常重要。自闭症儿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刻板，而刻板的对立面就是灵活。这个男孩能够对其他玩具感兴趣，就等于打破了只玩小汽车的刻板性，完成了从刻板性向灵活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非常关键。”
黄伟合进一步分析说，培养灵活性其实对于成年人，包括自闭症儿童家长来说也非常重要。很多成年人心境障碍都与固执和偏执有关，比如焦虑症、抑郁症等。因此，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系统，如果能够形成心理上的灵活性，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在面对困难时就比较容易应对。
黄伟合在临床中看到，有些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孩子患有自闭症这件事，比如会把照顾自闭症儿童看成是“让我学习的机会”，这些家长心态就比较健康，在帮助自己孩子时也会应对得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家长，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这一事实，认为“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纠结于“我的孩子不会说话”“我的孩子有问题”等，这都是心理固执的表现。对于这些心态“不够灵活”的家长，黄伟合认为，“接受与承诺疗法(ACT)”对他们会有帮助。ACT作为应用行为的新兴分支是要教人学会积极地接受超出个人控制的事实，与之共处，同时厘清生活的意义目标并作出相应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培养出心理的灵活性，这对于家长自身健康和教导自闭症孩子都非常重要。
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需要大学的参与
黄伟合1995年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曾到上海考察，发现当时国内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还知之甚少。在了解国内的需求后，2001年，他在美国申请了一项基金，开始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一些机构、培训学校对自闭症儿童干预方法进行系统的讲解。
200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儿童自闭症及其他发展性障碍的行为干预》，这也是国内第一本介绍如何对自闭症孩子进行行为干预的著作。
黄伟合发现，国内从事自闭症儿童干预的主要是民营机构，有些医院也有一些医生和临床工作者在做自闭症干预，但是自闭症儿童干预领域却几乎没有大学的参与。例如，国际科学界公认自闭症干预的有效方法，主要是应用行为分析及相关领域。21世纪初，在国内传播实施应用行为分析方法的，除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部分医生，就只有早期的一些机构。现在自闭症儿童的应用行为分析虽然在中国传播得很不错，但对于专家型康复教育人才的培养做得还不够，这也导致，近20年里，就科研发现和培养人才而言，国内大学在儿童自闭症干预领域基本是缺席状态。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在研究和实践方面都有待提高。
黄伟合认为，提高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的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必须有中国大学的参与。“在美国，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都是在大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斯坦福大学等，都是一边做临床研究，一边搞教学。现在，国内的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也先后参与到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工作中，推出了适用于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分析研究和实践课程，来培养和认证自闭症领域的专家型康复人才，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和发展方向。”黄伟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