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重要共识与具体举措，为缓解中日两国结构性矛盾，增强政治互信，管控危机，共同应对疫情与全球治理、深化经贸合作等，擘画了努力方向。
而在经贸领域，虽然疫情之初，曾产生因为供应链问题，日本政府出台协助日本在华企业撤回国内或向其他区域转移的政策。但其后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疫情较早较快得以控制，日本在华企业成为该企业集团业绩最好的海外企业。中国2020年有望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日本GDP在第一季度下降3.4%之后，第二季度再度下滑27.8%，为战后最大降幅，预计全年实际增长率为负5.5%。因此，一般判断，疫情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的依赖度将会增大。中日两国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势在必行。而2020年经贸领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RCEP的签署，预示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成功启动。同时，RCEP的签署，也意味着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被唾弃，对中国的一系列围堵遭遇严重挫折。而借助这一合作平台，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王毅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在助推RCEP成功签署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给与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还对中国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达了积极意向。
二、国民感情：高开低走 回环徘徊
2020年的中日关系，一方面在疫情之初，两国国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当时争相传诵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为两国传统文化纽带观照现实的象征。长期陷于低迷状态的国民感情，在共同应对疫情的大灾大难面前，得到了改善。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双方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与举措，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久违了的彼此命运一体、关键时刻友好相扶共度难关的邻里亲情，还是深深打动了两国国民的心弦，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种植根于深层的地域与文化的连带感，其实也正是建构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伴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把疫情责任大肆向中国甩锅，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一股疫情中国责任论的暗潮。另外，围绕作为两国关系“病灶”和“痛点”的钓鱼岛问题，石垣市议会利用疫情，试图通过将钓鱼岛行政区划重新命名，来强化所谓对该岛的实际控制。而日本右翼人士，对中国公务船正常巡航钓鱼岛，横加指责。部分日本媒体，也对此进行高频度、长时间的报道与渲染。由此，疫情之初一度得以改善的两国国民感情，又重新陷于低谷。
根据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日本言论NPO联合进行的2020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好感度仍处于回暖区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持“很好”和“相对较好”的比例为45.2%，与2019年（45.9%）基本持平。整体来看，对日印象改善趋势从2014年开始持续至今，但回暖势头有所放缓。中国受访者对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向呈现谨慎乐观态度。中国受访者支持两国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对中日在地区以及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双边合作抱有期待。受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局变动以及中美关系动荡等现实因素影响，对当前中日关系处于观望态度的中国受访者明显增多。在受访者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中日关系时，选择“好”或“比较好”的比例为22.1%，比2019年（34.3%）下降12.2个百分点。选择“比较差”或“差”的比例为22.6%，比2019年（35.6%）下降13个百分点。
另据日本言论NPO公布的调查结果，2020年对中国持好感的日本人仅有10%左右，较去年下降5个百分点；而对华印象“不好”的日本人较去年上升5个百分点，高达89.7%。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中国人增加7.7个百分点达到74.7%，而日本人则减少8.5个百分点，降至64.2%，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首次跌破7成。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分析称，日本因钓鱼岛问题和中方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对中国加深了疑虑。日本《每日新闻》指出，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依然恶化，中国则呈现出对日感情改善的基调，双方民意出现“温度差”。
综观2020年中日两国民意所呈现的高开低走、回环徘徊的特征，究其原因，无非是新冠疫情与痼疾发作的共同作用。疫情之初，两国国民显示的善意，发自内心，自然显露；其后，主要在疫情起源、疫情应对方式方面，日本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刻意抹黑中国，其中也明显有美国的影子。加之这些人又在钓鱼岛问题上挑事，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在疫情肆虐的状况下，这是令人十分痛心和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