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被获救，却不被允许登陆。这些被救回来的中国人，说幸也不幸。
虽然方荣山被短暂地称为英雄，但最后他还是和他的同胞一起，被打上了“卑劣”的标签。
当时的美国，排华运动甚嚣尘上。在利用完华工建造太平洋铁路后，美国不再需要大量他们，于是通过塑造“华人是劣等民族”、“华人抢占了美国人的工作”的印象，逼走华人。
《排华法案》的施行，更让这股民间情绪演变为官方政策。
1912年4月22日，《申报》报道了船上的这几个中国人，称他们偷偷躲在救生艇底，后来被人发现。
这个说法来自泰坦尼克号的老板——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主席J·布鲁斯·伊斯梅。他曾说泰坦尼克号绝不会沉没，并把船上救生艇从48个减少到16个。
伊斯梅与C号救生艇上的中国人同船，他说自己在下船时，发现有4个黄皮肤的亚洲人躲在座位下。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中国男人假扮成了女人，所以才能上救生艇。
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乘客获救比例，只有不到1/6，有些国家的乘客全部遇难。8个中国人却有6个活了下来，还全是男人——在西方人眼里，不是因为他们勇敢或幸运，而是因为卑鄙。
于是舆论大肆攻击这些华人的贪生怕死，赞扬白人水手的勇敢。
美国对华协会特别理事亨利·福特告诉《纽约时报》:“在中国,救人的顺序以男人为先、儿童次之、妇女最后。因为在中国，男人的地位很高，孩子失去亲人可以找人领养，女人没了丈夫则注定潦倒一生。”
他看上去像是为中国人的获救做辩解，实际却肯定了“中国人夺走了妇孺们的救生机会。”
那事实是怎样呢？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的调查员以1:1的比例还原了C号救生艇，在乘坐了记录上所有的人员之后，根本不可能存在“藏了4人且没被发现”的情况。
而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分为“仅限妇孺乘坐”和“优先妇孺乘坐”两种。后者在没有妇孺等待上船之后，是完全可以搭乘男性的。这几名中国人和和同为男性的伊梅斯乘坐的是一艘救生艇，根本不存在抢占妇女儿童的逃生名额这件事。
实际上，在这场灾难的700多名生还者中，有一半都是男性。尤其是头等舱，生还率62%，远远高于二等舱和三等舱。
西方媒体口中的“女士和小孩优先”，不过是美化了实质上的阶级优先。
但这些住在三等舱的中国人，并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在《排华法案》之下，他们不被允许登上美国大陆。
被救回的当晚，他们被晾在在救生船上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直接被带到了纽约的9号码头，登上了安妮塔号水果运输船，前往古巴继续打工。
即便刚刚经历了海难，他们也没有喘口气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