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阿富汗农村80%的案件仍通过普什图瓦利解决。沙里亚与之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宗教人士发布的法特瓦也必须与普什图瓦利的精神相一致，否则不被认可。一些阿富汗人甚至称，只接受半部《古兰经》。不过，由于阿富汗尊奉宽容和灵活的哈乃斐教法学派，沙里亚与普什图瓦利在现实中可以和平共存。
塔利班不仅废除了阿富汗原有的世俗法律体系，确立了以沙里亚为基础的宗教司法体系。同时，依据沙里亚净化社会，建立所谓“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与社会。塔利班效仿沙特设立“劝善戒恶部”。
该部门拥有1.5万~3万名宗教警察，负责监督社会行为和惩治犯罪。在社会生活上，塔利班禁止演奏乐曲、跳舞、观看电影和电视等一切娱乐、体育活动；禁止养鸽、照相、赌博、吸烟、放贷和表演魔术等。男性需要蓄须，长度为一拳长，禁止留西方式的发型和长发。受塔利班确立的宗教司法体系影响最大的群体莫过于女性。
塔利班政权恢复了伊斯兰教传统的妇女隔离制度，女性不仅不能单独外出，也有明确的着装规定，即穿戴布尔卡。同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除医疗部门外，其他的女性必须放弃在外工作。
阿富汗女权运动家也表示担忧，“塔利班回来了，估计我们女性又将回到当年黑暗的日子了。”
20年前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了5年，期间禁止民众看电视、看电影和听伊斯兰以外的音乐，
女性也必须穿遮面长袍，上学、工作一律禁止，只有在男性陪同下才能外出，并对人民实施石刑、鞭刑和绞刑等惩罚。
第三是杂糅的民族观与极端实践。塔利班的民族观是泛伊斯兰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教派与部落主义的混杂。穆斯林共同体“乌玛”与“哈里发制”相辅相成，是伊斯兰教的核心观念之一。“乌玛”也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象征。塔利班受迪奥班迪派的影响，在重建“哈里发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塔利班不仅支持其他国家的伊斯兰运动，而且庇护了大量境外伊斯兰反对派，其中不乏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最著名的当属“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
据估计，当时在阿富汗寻求庇护的阿拉伯圣战者就达二三千人。当奥马尔被问及为何支持“基地”组织时回应道，“这不是拉登的问题，而是伊斯兰教的问题。伊斯兰的声望要求我们这样做，这就是阿富汗的抉择。”如果说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有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的话，其对车臣和东南亚伊斯兰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无疑体现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
塔利班“民族观”的核心是普什图与正统逊尼派认同，对于其他的民族与教派则进行打压。塔利班对什叶派进行圣战，在马扎里沙里夫和哈扎拉贾特地区更是大肆屠杀什叶派穆斯林。据西方媒体报道，塔利班逐户搜寻青壮年哈扎拉人。一旦发现便将其击毙或割喉。但塔利班将苏非派视为异端，禁止其信众进行神秘主义活动和偶像崇拜，苏非派的圣地和圣冢遭到捣毁，皮尔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印度教的寺舍和圣像也遭破坏，印度教徒还被要求必须佩带象征异教徒的黄色徽章。
由此不难看出，塔利班的民族观本质上是理想的泛伊斯兰主义与狭隘的普什图民族主义、教派主义和部落认同的杂糅。
塔利班无疑是一场极端和保守的宗教-社会运动，也是对阿富汗百余年来西方化、世俗化的回应，不宜将之简单等同于恐怖组织。如今，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未将阿富汗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扎伊夫就曾指出，“我过去是塔利班（Talib），现在是塔利班，将来仍是塔利班，但我永远不会属于‘基地’组织。”
国家动乱，最受伤最痛苦的，往往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