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利班严苛法令的统治下，阿富汗成为妇女的人间地狱，其命运十分悲惨。由于无法工作和接受教育，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只好乞讨为生。有的则沦为暗娼，靠偷偷摸摸地卖身苟活。一些曾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由于长期在家，整日郁郁寡欢，患上了抑郁症。有的妇女由于难以忍受种种限制，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塔利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让女性感到害怕？
在社会生活上，塔利班禁止演奏乐曲、跳舞、观看电影和电视等一切娱乐、体育活动；禁止养鸽、照相、赌博、吸烟、放贷和表演魔术等。男性需要蓄须，长度为一拳长，禁止留西方式的发型和长发。受塔利班确立的宗教司法体系影响最大的群体莫过于女性。塔利班政权恢复了伊斯兰教传统的妇女隔离制度，女性不仅不能单独外出，也有明确的着装规定，即穿戴布尔卡。同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除医疗部门外，其他的女性必须放弃在外工作。
塔利班的宗教思想不仅独树一帜，而且还被付诸实践，成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独特景观。尽管人们一般将之贴上“保守”、“狂热”、“反动”等标签，但不能否认塔利班是一场现代的宗教-政治运动。塔利班没有形成系统的宗教哲学和形而上的思辨体系，这不影响其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总体看，塔利班宗教思想是迪奥班迪派、瓦哈比主义和普什图部落政治文化的混杂。
19世纪中期，印度大起义后，南亚穆斯林在伊斯兰社会出路的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是与殖民当局合作，学习西方科技，成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二是回归伊斯兰传统，捍卫伊斯兰文明。
迪奥班迪派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属于后者。该派试图通过改革伊斯兰教育与沙里亚，使伊斯兰社会回归“真主之道”，激发伊斯兰认同，推动伊斯兰世界的联合，最终实现伊斯兰社会的复兴。迪奥班迪派在现代南亚伊斯兰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思想有：宗教教育与沙里亚必须以经训为基础，反对西式教育与“伊智提哈德”；反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异端邪说”和异教徒，但对苏非派持宽容态度；反对殖民主义，主张走平民路线，建立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主张泛伊斯兰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和部落认同。这些思想构成了塔利班伊斯兰思想的基础。塔利班发言人甚至表示，“每位阿富汗人都属于迪奥班迪派”。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塔利班受瓦哈比主义的影响，比迪奥班迪派更加保守和极端。此外，由于塔利班成员来自于普什图部落地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普什图瓦利（部落习惯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观及“哈里发制”的重建。塔利班是一场“返璞归真”的宗教政治运动，它反对现代政党制度、议会民主制和宪政制度，认为这是西方道路，与伊斯兰教精神相悖。其政治思想核心就是以沙里亚为基础，重建先知时代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哈里发是“哈里发制”的核心。塔利班首领奥马尔自诩为“埃米尔”（Amir al-Mu’minmin），即“信士的首领”。该称号在阿富汗本就是“哈里发”的代名词。因此，奥马尔不仅是政治和军事首脑，而且还代表真主拥有宗教权威。塔利班认为，奥马尔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威望和值得尊敬的人。在形式上，埃米尔依据旧制由宗教人士选举而来。1996年4月4日，奥马尔在坎大哈的圣地请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而在场的1 527名毛拉齐声欢呼，奥马尔就任埃米尔，“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由此成立。阿富汗原有的政治制度被彻底废除，政权完全由宗教人士垄断，奥马尔在具体问题上也征求宗教人士的意见，体现毛拉治国的思想。部落首领、世俗的城市精英、苏非派的皮尔（导师）等传统政治力量则被排除于政权之外。
位于喀布尔的“喀布尔委员会”是形式上的内阁，但却形同虚设，没有实权。巴基斯坦学者阿赫马德·拉希德曾生动描述过，“无论时局有多么紧张，他们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部长的办公桌总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文牍”。塔利班仿照先知时代，在坎大哈设立“最高舒拉”（Supreme Shura），作为政权的中心。该机构由10人组成，全部为毛拉，他们大多是与奥马尔共同起事的挚友。塔利班政权几乎所有的政令皆出于此。在司法领域，坎大哈的“伊斯兰最高法庭”行使最高法院的职能，负责任命地方卡兹（法官），每两年召集所有卡兹讨论判例和沙里亚的实施情况。塔利班在各地设立“地方舒拉”，作为基层政权。该机构由平民选举产生，但由于知识分子和部落领袖遭到塔利班的排斥，当选的大都是宗教人士。从形式上看，塔利班以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为基础，重建了“哈里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