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皇帝颁布上谕，“传闻西山煤窑的窑主常诱拐良家子弟入窑，动辄打骂，死伤很多，究竟怎么回事?”顺天府不敢慢待，忙派人紧密查访，按律治罪。严打之下，西山窑工的悲惨境遇才暂时有所改善，感兴趣的读者能够跟着趣前史小编一同往下看。
皇帝的一时鼓起或许能妥善处置个案，却难以彻底治愈全国煤窑的病灶。21年后，能吏徐寅第升任顺天西路同知时，西山有个门头沟，散布巨细煤窑二百多所，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窑主仍然连续哄人入窑的“传统”，将魔爪伸至数百里外。有些逃跑未遂的窑奴被活活打死，无人收敛的尸身胡乱堆在巨石下，待山洪大涨时，尸身就被冲入桑干河，从此消灭无踪。
徐寅第奉旨前往后，采取了一系列惩罚办法，达观地以为“清除惨毒，煤丁喝彩”指日可下。但是积年惨毒哪有那么好除?直到民国，“黑窑”问题都没得到彻底解决，或禁而不止，或东山再起。“黑窑”也不再仅限于北京西山，而是在湖南、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相继出现，可谓“遍地开花”。
民国时期出书的《同官县(今陕西省铜川市)志》中记载了清代一则古怪的故事。当地煤矿工业兴旺，诱拐窑奴也成了心照不宣的“习俗”，不仅能省去应发的工钱，一旦窑奴死了，还能省去按例应赔的30两银子。一天，有个道员出门私访，因身段健硕而在陈家河邻近被窑主相中，惨入“黑窑”。他怒形于色地声称自己是朝廷命官，但窑主不信—就算信了也不敢放啊，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就这样，道员过了整整三年暗无天日的挖煤生计，直到当地县令前来观察才获救。
光绪年间，山西汾州知府在给属下孝义县令的公文中，明确指出当地窑工的悲惨境遇，并提出五项整理办法：不得私自拷打窑工，不得威胁关禁窑工，不得匿报矿难人命，不得豢养凶匪打手，不得任意剥削窑工。这位知府仁心可嘉，但其指令收效甚微，由于其时更多官员则是另一副面孔。
咸丰年间，同官县令在各大煤窑立下碑铭，其间条款针对的却不是窑主，而是窑工。碑铭称：窑工不得从窑主那里长时间借钱不还，这其实是滋长窑主克扣工钱的歪风;窑工假如伪造其被诱拐的阅历将受严惩，这简直堵死了受害窑奴的司法求助途径;窑工假如冒领亲属尸身以敲诈赔款将被严查，这使窑主多了躲避事故责任的托言。这一法则不图维护弱势集体，却为强势集体张目，实属可恨。在窑主的重金贿赂下，官员早就没了准则和态度。
清代煤矿工业实施严厉的“采煤执照”准则，这也成为各级官员捞钱的“良机”。乾隆年间，河南安阳有个叫艾学曾的煤商，为获取采煤执照，他先后别离送给两位亲王门下的宦官1500两白银，又给候选县令送了2000两白银，大费周折地开办煤窑后，还要不断敷衍巨细官员的各种查看，相同“上供”很多。有些官员嫌一笔一笔地收贿太费事，且易落人口实，爽性直接在煤窑中一毛不拔地“入股”分红，所占比例大得惊人。
纳贿官员毫不勉强地成了窑主的维护伞，而窑主在这个过程中所受丢失都要从窑工身上讨回，食物链底端的窑工有多惨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