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即位后，也下诏说过“国家养兵，衣食富裕。近岁以来，官不遵法，侵夺者多;若军司乞取及因事率敛，刻剥分数，反致缺少”，但战士被随意调发执役和粮饷被克扣的问题仍旧存在。尽管不少大臣都想清除积弊，乃至美化唐朝府兵制，计划用以作为变革的榜样，但仍难以将钱花在刀刃上，练习出一支善战的劲旅。
比如掌管变法的王安石，尽管计划施行兵农合一的保甲法与将兵书，替代所费不赀又战力失落的募兵，但其彻底疏忽府兵制的施行布景，乃战士自身得有恒产，因而光征民为兵却不保证其出产，只会激起民怨。宋神宗为此疑问道：“民兵虽善，止是妨耕耘”，便言必有中地点明这现象，但王安石仍固执推进。
成果不只本来募来的戎行没有裁汰，宋朝反而走向既募兵又征民兵的两层扩军之途，耗资更形巨大，彻底脱离王安石原先富国强兵的设想。
还有一个挖苦的现象，即王安石推广将兵书，力求改进将士练习缺少的缺陷，成果苏辙发现这竟形成“凡将下兵皆蚤晚两教，新募之士或整天不得歇息……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惹事，衣食殚尽”。战士专职交兵，练习属其本分，但频频练习竟形成宋军无暇兼差营生，不啻是个笑话!这也从旁边面反映出，宋朝的优厚薪饷底子没惠及底层，导致一般战士不能努力戎务，反而得另谋他途餬口。
试想，假使战士连温饱都成问题，岂有一点点战力可言?但宋朝无力澄清军政乱象，只能持续花钱养出一批又一批无法战役的战士，徒靠巨大军容起到“壮国威而消敌谋”的表面工夫罢了。连宋神宗也无法地供认“边兵缺少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圉又不行悉减”，形成耗财养重兵、重兵不行靠、又不敢裁兵、只能持续招募更多战士增势的恶性循环。至于宋朝这种养兵书，最终终究收到多少实效，女真人发起的靖康之祸已给了惨烈又清晰的答案。
唐宋乃我国史上文明与经济都非常茂盛的盛世，但仍难免为兵费与战力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