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又花了两年的时刻主编完成了《易经运用大百科》，1994年出书，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易经运用的百科全书。
在学习《易经》的进程傍边，我逐渐发现《易经》博学多才，还应该跟名师学习。其时我现已发现自己有许多缺乏的当地。
其时研讨《易经》有一个权威，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闻名教授——朱伯崑教授。朱先生在我编写《易经大辞典》的时分，从前辅导过我，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想报考您的博士”。他说“我现已不招生了”，我说“那我特别想跟您学，怎样办呢?”他说：“那你问问北大研讨院吧，看看我还能不能招?”所以我就立刻打电话问了北大研讨生院，研讨生院担任招生的同志就说：“只需朱先生想带，就可以招。”我其时听了，十分得快乐，也十分地感动，所以我立刻把这个音讯告知了朱先生，朱先生淡淡地说了句：“那好吧，你就预备考试吧。”1994年我就考取了朱伯昆先生的博士生，也就成为朱先生大陆的关门弟子。
在北大攻读博士的这三年中，我的收成是巨大的。朱先生终身的首要精力都花在易学上面，便是《易经》之学，他的代表便是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他发现我国古代历代闻名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受到了《易经》的影响。有的是对《易经》进行了发挥，有的是借《易经》来分析道理。他还告知我，他的教师冯友兰先生终身都注重《易经》。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哲学史的开创性人物，他把《易经》看成是世界代数学，是一个最高的哲学。冯先生是1990年逝世的，他逝世时95岁，他的临终遗言是这么说的：“我国哲学在21世纪将大放光荣，你们要注意《周易》(即《易经》)。”
冯先生的话对我牵动很大，原本我和咱们相同，认为《易经》便是讲占卜、算命的，没想到它在我国哲学史上有这么高的位置，它在世界未来的开展中有这么大的效果。冯先生晚年的时分就说过“我最大的惋惜便是没有好好研讨《易经》哲学”，而朱伯昆先生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弥补了冯先生的缺乏。可以说朱先生用简直终身的阅历在研讨《易经》、易学哲学。
我在跟从朱先生学习《易经》的日子里，深深为朱先生独特的见地所信服。朱先生的易学哲学研讨使他成为我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第三代带头人。
记住1998年，在朱先生75周岁的时分，北京大学哲学系给朱先生办了一次研讨会，会上中哲史的主任陈来教授厚意地说“朱先生是继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之后的第三代我国哲学的代表，期望朱先生一个人写一部我国哲学史”。
会后，我就问朱先生：“您写吗?”朱先生说：“我不写。”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再写也写不过冯先生。”其时，我听了之后十分震慑，这便是朱先生，他知道要全面超越他的教师是不或许的，所以他就在易学哲学史上下功夫，这点超越了他的教师。我也深深地知道，我要在易学上超越朱先生是不或许的，所以只能一辈子悉心地学习，只期望在《易经》的不断学习中，有所心得。
博士结业后，我一向跟着朱先生。朱先生领衔先后成立了我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世界易学联合会。我就帮朱先生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和学术活动的事，不只常常听到朱先生的真知灼见，并且切实地感受到朱先生那一份忧国的情怀和那一份振兴中华的激烈使命感。
2005年他把我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的重担交给了我，没想到2007年5月他就逝世了。本年是朱先生仙逝十周年，北京大学将举行一个纪念会。朱先生天国有灵，我信任，这次喜马拉雅100集的《易经》解读，必定会得到他的加持。《易经》必定也会跟着中华民族巨大复兴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