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汉契一体”的观念是怎样来的?契丹人怎么界说自己的民族?小编带来具体的文章供我们参阅。
经过许多方面的剖析和考证能够看到，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表现适当深沉的“汉契一体”之中华观念。
一、以炎黄后代自视
任何民族的族源甚至先人，都是该民族的重要问题，必定引起本身的重视。契丹族也如此，并有清晰的观点。
辽代闻名史家耶律俨提出，契丹民族为“轩辕后”即黄帝后。这位史家以“资滑性巧”，“善伺人主见”著称。他对这个重大问题作了多少研讨权且不管，但能够必定，无论怎么也不敢容易作主，更不敢毫无把握地写在《实录》里。退一步说，即便写进去，如不契合皇帝目的，检查时也要改正。故轩辕后之说必定反映契丹族，特别是契丹皇帝的定见。
契丹族和汉族，虽各有自己的政权，但是契丹与华夏汉族相同出自黄帝，同是黄炎后嗣。所以契丹族便连上“黄炎”这条总根，与汉族同祖、同源。已然如此，那么契丹族也是我国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心态，是由国史院起草，宰相耶律俨监修，契丹皇帝同意的《皇朝实录》即国史郑重宣布于世，并留给后代后代以作垂鉴。
辽人十分赏识“帝尧清问下民”的作法，“帝尧”便是“唐尧”。圣宗以为：“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轩皇”系轩辕氏黄帝。《圣宗皇帝哀册》里写有，契丹“肇分覆载，树立皇王。德惟善政，邦乃其昌。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虞大舜”即虞舜。《道宗皇帝哀册》载：“元孙牢让，勉临庶务，难求尧舜之高蹈。”
辽人对黄帝、尧、舜等超人的才干，卓著的政绩和爱民、贤达、仁慈等崇高道德，以激烈的爱情予以赞许、歌颂，这几位传说中的先贤圣哲成为他们向住、神化的偶像。圣宗依据“事死如事生”的礼仪，于统和十三年(995年)诏，重建“奉圣黄帝嗣，儒州舜關”，并“以时祀之。”上述爱情和做法，与华夏汉族比较，没有什么距离。很大程度表现出中华民族敬祖、尊宗的传统认识。这不正是血脉一体的情感流露嘛!
二、以我国文明承继者自许
儒家文明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干流。对此，契丹民族活跃罗致仍至承继的必定情绪，十分显着。
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不久，在一次会议上问群臣：“授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积德行善者，朕欲祀之，何先?”臣下纷繁表明，应先祭祀释教。太祖以“佛非我国教”为理由予以否定。皇太子耶律倍力排众议，并提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这种定见，正契合太祖之意。遂决议“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就确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维在认识形态中的优先而又重要的位置。所以儒家思维，正式成为契丹人和辽政权的指导思维和理论基础。
这以后，辽朝诸帝一向遵循不移。这个民族在儒家思维指导下，活跃主动的改造自已的政治、经济、文明、风俗及民族心思素质。
契丹族及辽政权之儒化速度颇快。至道宗朝，已发展到“礼乐交举，车书混淆”的高度。其间，太宗灭后唐、亡后晋和推广二元官制，圣宗——萧绰太后一系列政革，兴宗修成《礼典》和道宗广建孔子庙等，都应看作“儒化”道路上不断前进的里程碑。
道宗学习《论语八佾》时，与教师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当讲到“夷狄之有君”时，不得不中止，由于下句是“不如诸夏之亡也。”这种带有狭窄正统观和民族观的语言对夷狄契丹，具有激烈的刺激作用。教师恐道宗接受不了，更忧虑由此而闹出意外，故仅说一半就逃避了。道宗为免除缄口结舌的教师之顾忌，立刻表明：“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持续解说。道宗的话，具有显着的我国文明承继者的口气，并为“夷狄”的契丹，文明上“不异”于华夏——汉族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