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世家大族七百年间之所以耸峙不倒的有利条件，到了唐末却全然消失。
唐末科举准则的“进化”固然是原因之一。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家世之融化》一文中说，“晚唐今后，空气稍变，主司渐有抑豪门、奖寒畯者”，乃至有公卿子弟却有实艺而主司反避嫌不敢取者;亦有父兄在贵位，子弟避嫌不敢应举者。
但最底子的原因，仍是正如《中古我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中所议论的那样，在唐末五代无量的战乱中，世家大族被“肉体消灭”了。
唐末五代的战乱超出了世家大族所了解的前史国际，东汉末年虽然有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说，但毕竟更是平民百姓的一场浩劫，同诗中也有“关东有烈士，发兵讨群凶”，关东的世家大族在还发兵讨凶，并未遭到大范围的肉体消灭。可是唐末五代呢，则有韦庄的一句诗为证，“天街踏尽公卿骨”。
如谭凯所说，黄巢之乱与唐朝之前的安史之乱等战乱实质性不同的是，即便粗俗无文如安禄山，也在等待依托他了解的世家大族和既有官僚机构，赶快建立起可行的控制;而黄巢及其后来者，则发起了对官僚集团大规划有组织的屠戮。
唐末李振曾将裴枢等三十余位身世士族的大臣诛杀于白马驿，并将尸身投入黄河，云“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
不只如此，唐末战乱的连续时刻之长也让门阀世家无法康复元气。《中古我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说，“继续整整一代人的各种暴力，实质上加重了骚动对精英的全体影响，导致即便有幸躲过一次残杀，也无人能在继续二十五年的严酷暴力中毫发无损”。
以往的战乱，大都会集在北方，世家大族至少能够经过南渡，在南边涵养生息。而唐末的战乱则涉及了帝国境内一切大的人口聚集地，晚唐五代已罕见当地能够作为避风港。
即便世家大族中还有幸存者，长时刻大范围的战乱也摧毁了他们的田庄，摧毁了他们赖以昌盛的经济基础和教育场域。这一点正如孙国栋先生所言， “政局之骚动，固足以糟蹋大族，然大族子弟犹得退居乡里，自保其家业，异日或卷进再来。惟战乱与灾荒之蹂躏，则使大族虽欲退保家乡而不行得，以往所恃认为子弟世守之庄业被糟蹋，所以大族更一蹶不得复振，其害又甚于政局之搬运也”。
伊沛霞《前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中所说的一个细节，好像能够作为门阀世家的最终结尾。作为博陵崔氏在正史中所载的最终一个人，崔棁在浊世中依然维护着旧族的生活方法与礼仪，作为那个年代仅有的懂得旧时礼仪的遗民，他为后晋朝廷亲身训练一切的乐师舞者，在943年康复了传统宫殿的文武二舞，首演当天，群臣嗟叹不已。第二年，崔棁卒，二舞准则遂被废弃。
947年，当人们看到由崔棁亲身训练的乐师夹道奉迎张牙舞爪入华夏的契丹人之时，不由沉痛流涕。
他们都想起了，最终的崔氏，和旧日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