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士昏礼》中记载：“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共为六道程序。到了唐宋时期，虽然基本遵循六礼，但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婚礼程序简化
古代六礼所规定的婚礼仪式是相当繁琐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上层阶级中才能顺利进行，在普通阶层中一般难以全部实现，往往因为条件难以具备，导致部分婚礼程序逐渐被简化，甚至鲜有人知。
唐睿宗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里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讱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又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敕令禁断”。
唐绍建议唐睿宗革除不当的婚礼仪式，反对婚礼中的浪费现象，睿宗采纳了建议并下敕令禁止。由于民间进行婚礼时并没有统一的规范，会昌元年,唐武宗下令：“婚娶家音乐、并公私局会花烛，并宜禁断”，可见，唐武宗也希望规范婚仪。
北宋政府为了整饬礼仪，敦厚风俗，曾多次组织力量编修礼书。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制定婚娶仪制，规定诸王品官婚礼需具备六礼。
对于士庶人的婚礼，依行唐制：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减六礼为四礼，去繁就简，希望婚礼制度在下层民众中更容易推广。
但是，由于各地婚礼习俗差异较大，导致新典的推行效果不是很好，雍熙初年就有岭峤地区婚嫁不遵守教义，宋太宗发布诏令，令该郡官员整治，史载：
岭峤之外，封域且殊，盖久隔于华风，乃染成于污俗。朕博览传记，备知其土风。饮食男女之仪，婚姻丧葬之制，不循教义，有亏礼法。
昔汉之任延，理九真郡，遂变遐陋之地，而成礼让之俗，是知时无古今，人无远近，但问化之如何耳，岂有弗率者乎。应邕容桂广诸州，婚姻丧葬衣服制度，并杀人以祭鬼，疾病不求医药。及僧置妻孥等事，并委本处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之，无峻治法，以致烦扰。
宋徽宗还令郑居中等人编纂《政和五礼新仪》，制定了从皇室宗亲到各级品官以及士庶人的婚礼仪范，并对士庶阶层的婚礼进行了简化，合并问名于纳采，合并请期与纳成，简化为四道程序，即纳采、纳吉、纳成、亲迎四礼。
《宋史》载：“《五礼新仪》成，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宋代新增“礼直官”负责解释、推广“新仪”，对婚礼程序进行简化，目的在于希望借助新典融合礼俗之间的差异，更容易让社会大众接受，从而加以推广。
宋朝政府重定婚礼仪范并大力推行的原因，宋徽宗曾两下御笔。
第一次是大观二年十一月，徽宗御笔道：“礼因时而制，故三代之王皆不相袭，非礼不同，时异故也。去古既远，其宫车衣服之制，祭祀婚聘币帛之用，循沿千载，名殊制异。或古有今无，或古无今有，不可考合，希奇胶古，不惟骇听，亦无补于事”。
第二次是大观四年四月，徽宗御笔道：“礼总人情，因情立制，古有今无，不必胶古，古无今有，则自我作，惟当而已” 。从宋徽宗两次御笔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古今礼仪的规定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制定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礼仪。礼仪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不必一味遵循古礼。
宋代民间也有不少名儒编修礼书，司马光撰有《司马氏书仪》，程颐著《婚礼》。
南宋时,朱熹撰《朱子家礼》一书，其中关于婚礼的内容吸收并发展了司马光和程颐的观点，《朱子家礼》中记载：“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征，以从简便”。合并后的结果只剩下纳采、纳币、亲迎这三项程序。纳采为婚礼的准备阶段，纳征也称纳币，俗称下聘，为婚礼的确立阶段，亲迎为婚礼当日男方迎娶新娘入门，为婚礼的进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