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然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园林。王振性情残暴，但在表面上仍要装出信佛的样子，祭佛敬神时动辄征军民万人，花费数十万银子。所以当时京城有歌谣这样唱道：“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
王振大权在握后，便肆无忌惮，为非作歹。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就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甚至丧失身家性命。一些无耻的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得升官发财。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长得面白须净，却是个出了名的马屁精。
有一次，王振问他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笑着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花怒放，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官僚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拍马，也先后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
在打击异己，安插亲信的同时，王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人，他先后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掌管着宫内外的刑侦司狱大权。除中央外，地方各级官员也极尽谄媚之能事，纷纷依附王振，从中央到地方很快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由于英宗终日不理朝政，王振专权后，党同伐异，独断专行，朝政日乱，军纪涣散，边事不修，终于招致了蒙古瓦剌部的进犯。
公元1449年，瓦剌派3000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藉口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对蒙古的赏金和马价。此举激怒了瓦剌首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中原，首犯大同，边境告急。由于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本不应仓促应战，但王振为在朝廷扬威，竭力怂恿快速出兵，并要求英宗带兵亲征。
兵部尚书邝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有充分准备，要求皇帝不能亲征。但不懂兵法的王振认为，只要兵多将广，就一定能打胜仗。英宗平时一贯对王振言听计从，禁不起王振的蛊惑，于是不顾大臣的劝谏，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匆匆出发。
这次出兵，由于缺乏必要准备，军队纪律涣散，士气不振，再加上王振的胡乱指挥，战争一开始，部队就一溃千里，未战先败。王振意识到情况危急，急令退兵回北京。但撤退中，王振又想带大兵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于是几十万大军往蔚州方向跑了40里地。
后来王振怕兵马损害家乡的田地，又下命令往回走。这样忽而北，忽而南，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在土木堡，英宗中瓦剌军假议和之计，被瓦剌军包围，明军大乱，损失惨重。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气愤地说：“我为天下诛此奸贼!”说完，将王振乱锤击毙。
眼看明军大败，脱逃无望，英宗便跳下马来，盘腿静坐，束手待擒，成了瓦剌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群臣震惊，悲痛不已。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兵部侍郎于谦向朱祁钰跪求，清除王振党羽，诛其家族。此时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诛杀王振党羽，朱祁钰立即下令处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余党。
王振从一个东宫局郎，最后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独断朝政的权臣，个中原因，深为复杂。有人认为这是王振善于钻营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应归咎于明英宗的昏庸无能，甚至也有人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体制必然的结果，种种观点，不一而等，到现在仍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