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楚晚年在回忆录《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中写道：蜀军政府成立时，我任秘书院院长，凡有关军政府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我的手笔或亲自核稿。对于事前的活动与酝酿，当时的部署和措施，以及夏军起义、鄂军反正、端方授首、滇黔军入川、军政府西征北伐、吴玉章回川主持开会勘定反侧、熊克武组蜀军回驻重庆、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与重庆镇抚府的成立等，时间虽已经过半个世纪，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向楚的书法作品
回归教学 编制《巴县志》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在全民声讨中死于称帝的美梦中，各地军阀混战，就连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内部也因为派系之争而摩擦不断，民主共和的初心在政治家的权力争斗中悄然变化、三民主义的旗帜也渐渐蒙上灰尘。四川军阀熊克武、但懋辛、杨森、刘湘之间的混战，更让向楚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自私，产生了离去之意。
1924年，向楚毅然辞去所有职务，回归教育事业，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后又担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及国文系主任。在川大教学时，向楚的文学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他以理解力之好、记忆力之深而被誉为“活字典”。遇到学生向他请教，他不仅能将所问问题属于哪一类文章、哪一本、哪一篇告诉他们，甚至还可以将有关段落一字不漏地背出、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释。据向在凇回忆，祖父向楚时常提及：“治学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一是悟性。记性帮助学，悟性帮助思。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才是‘活读书’。”
向楚主编的民国版《巴县志》
也正因为向楚超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1926年至1936年间，他两次被聘为《巴县志》总纂。除统稿外，向楚还亲撰“事纪”“蜀军革命始末”“礼俗”“叙录”诸篇，另有“疆域”“古迹”二篇经他润色。作为总纂，向楚登门拜访前清举人梅际郇、秀才文伯鲁等人，恳请他们相助。在那个年代，重庆下半城的老巴县衙门电力不足，入夜只有几束萤萤弱光，映照着向楚和几位老学者的身影，他们时而轻声探讨、时而埋首书堆、时而站起身来略微走动舒缓筋骨。
对于史料的选择，他们慎之又慎、仔细推敲，直到1937年，《巴县志》才正式面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向楚传》对此评论：向楚尤通晓巴蜀方言，故《礼俗篇》中特撰《方言》一章，推寻巴郡方言之语根，辨析甚精，诚学术之名篇，不仅一县之志书而已。其他各篇，增补搜辑，于本末沿革，诸所引据，无不十分矜慎。（记者 陈钰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