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汉民，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诸子地位又次之。
朱熹《大学章句集注》 资料图片
但是，儒学史上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其学术形态先后发生过很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四书”原初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从事民间讲学之“语”的记录，是他们“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的诸子之学。由于儒家诸子往往以三代先王的政典文献为创造思想的依据，他们个人讲学离不开“六经”之学，因此到了两汉经学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均转化为“六经”的传记之学。到了两宋时期，在儒学复兴和重建的大背景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受到特别重视，发展成为与“六经”地位同等甚至更高的“四书”之学。可见，“四书”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先后呈现为诸子之学、传记之学与新经典体系的不同形态。
本来，儒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两汉到唐宋的儒家经典体系，就从“五经”拓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早就以不同形式进入这一经典体系。但是，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将“四书”合集并注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新经典体系与新儒学形态的建构。此后，中国经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与《五经》系统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四书》系统，后世开始将专门训释《四书》的经学著作称为《四书》学，并影响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学术科目。《明史·艺文志》专立《四书》一门，进一步确立了《四书》学在传统知识系统中的独立地位。清代乾隆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中立《四书》类，将此前历代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注解之作归类其中。
学术史之所以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独立结集而形成的《四书》体系，看作是宋学型新经典体系，肯定这是一个新经典时代的到来，原因如下。首先从文献形式上看，这完全是一个以先秦诸子学为主体的经典体系，它们的创作时代与主体均不同，“六经”源于上古时期的“先王”，“四书”源于轴心文明时代的“士人”。其次从文献的思想内容来看，“六经”原本是三代先王之治的政典，其思想旨趣是礼乐刑政的政制治术；“四书”是孔孟之道的心性之学，其思想旨趣是完成“天下有道”的人文教化。特别是宋儒对《四书》体系又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在此经典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道中庸而又极高明的思想体系。此后，《四书》体系成为新文明体系的核心经典，取代了《五经》体系作为核心经典的地位，不仅成为宋学的标志性经典体系，也完成了中国儒学史的重大转型。
当然，《四书》体系的建立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北宋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几部儒家文献被看作是与《六经》同等重要的经典，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如这一时期《孟子》地位进一步升格，出现了《孟子》由诸子变为经典的升格运动。宋儒将《大学》《中庸》从原来的《礼记》中抽出，对它们作出重新诠释，使其思想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个北宋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成为宋代儒家学者抵御释老、复兴儒学、建构新儒学体系的最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到了南宋，理学思潮走向集大成阶段，以《四书》学为代表的新经典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完全定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的完成者，同时也是第一位正式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的学者，他编撰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学著作，从而奠定了与原来的《五经》学体系并列的一套新经典体系即《四书》学，推动了中国经学史、儒学史、学术史的重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