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在开封任上给他找出点“名堂”，有一件事够得上标准。开封城里有条惠民河，屡疏不通，雨季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发现是因为达官显贵们占用河道两岸，修建豪宅，在河道中堵水建公园，导致河道不通。包拯一声令下，全部清除，结果，“人患”一除，水患消解。这一举动，被京城百姓传为佳话，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包拯在开封府任上，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维护了京城的治安，名声更盛，赢得了“青天”的美名。
其实，包拯的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也不在英明断案，而是在一年之后，61岁的他被提拔为三司使，也就是之前张尧佐担任过的那个职位。包拯通过经济财政改革，为全国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改“科率”为“和市”，免除部分地区的“折变”，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两年后，拜枢密副使，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病逝。京城百姓莫不哀伤，宋仁宗停朝一天表示哀悼，并亲自到包家悼唁。看到他家徒四壁，衣服器用饮食仍如当年没做官时，仁宗不禁感慨落泪。
化身成清官文化符号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一规律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历代对包拯的“神化”过程，时代越往后，加在包拯身上的传说故事越多。
首先，儒学经过五代动乱时代的衰微，到了宋朝，重振儒家伦理，“君君、臣臣”重回道德正规，因此，宋朝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这一政策的成熟则是在仁宗时代。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范仲淹、文彦博等一大批名臣的出现，灿若星辰。也只有在士大夫精神高度张扬的时代，才能容得下包拯。他为官27年，升迁26次，在三年一迁的惯例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官场奇迹。在此氛围下，历史便选择了包拯这样一个有节操、名气大、人缘好的官员。他死后不久，就被推向神坛，许多其他官员的一些优秀事迹也被移花接木，加在他身上。
其次，当时，宋代经济催生了瓦肆等娱乐场所和话本小说，包拯恰逢其时，成了话本、公案小说创作者首选的塑造对象，杜撰和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多。宋朝灭亡后，元代戏曲、明清小说，都需要包拯这样的创作素材，不断推陈出新，一个文学的包拯越来越饱满，而一个历史的包拯越来越淡化。
再次，宋元以来民间文学催生“清官文化”，由于下层百姓的衷心企盼和官府的着力宣扬，清官成为民间渴望。包拯化身“青天”，成为“清官”文化符号之一，他本身是谁，已经没人关心，也不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