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以高欢的心计，是无法真正给予侯景如此之大的权力的。
他保留了东郡和濮阳的军事政治能力，用以防备河南有变，由此可见，高欢把权力交给侯景的同时，对其还是有所防备的，并不是真正的信任。
三、“洪恩浩荡”终成仇
其实侯景或多或少也能看透，他毕竟曾经是尔朱氏真正的心腹，他对高欢是否信任自己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于是高欢与侯景二人的关系，就更加容易受其他因素而产生波动。
所以当高欢临死前对高澄所言：“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驭也？”足以反映出高欢从未信任侯景，更没有视其为心腹。
信任往往是相互的，高欢不信任侯景，侯景自然也是不信任高欢的。
《北史·齐本纪·神武纪》中记载：侯景在得知高欢生病后，“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足以说明侯景对高欢的态度。
高、侯二人彼此相疑，而高欢又深知自己的儿子高澄无法驾驭侯景，势必要在死前削弱侯景的权力，为儿子排除隐患。因为侯景的威望与权谋皆在高澄之上，对高氏一族的统治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此情景，让侯景担心高氏“卸磨杀驴”、“兔死狗烹”，自然不能交出权力，只有选择叛乱。
直到侯景叛乱被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侯景的灭亡代表了尔朱氏残余势力的彻底泯灭。
这次叛乱，可以称得上是北镇势力在东魏的最大一次分化，将东魏的政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侯景叛东魏这一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很长时间都难以消除。
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此次叛乱也从令一层面巩固了东魏政权。它消除了高氏一族在东魏最为强劲的政治对手，导致后来高澄被刺之后，高洋能够迅速废掉元氏，建立北齐。
由上述种种可知，侯景叛魏、乱梁，是在高欢夺权之后，西魏、东魏、梁三国鼎立的格局下发生的。
侯景叛东魏后，派遣使者前往西魏与梁，试图利用二国牵制东魏，以达到自己自立于河南的目的。
不过侯景还是失败了，在笔者看来，不过三点最为致命：
1、缺乏战略眼光与大局观。
前文提到的东郡和濮阳两地，其战略意义如同两把刀子，抵在侯景最为难受的位置上。且黄河以北皆高氏所据，河南所处位置本就不适于大范围的战略防御，无险可守，一旦入冬，北骑便可长驱直入，根本无法阻挡。
2、根基不稳，过于急躁。
在其叛乱之初，所辖不过数地尔。只有兖州以西，函谷关以东的地面上侯景才有真正的影响力，而此地又处于西魏、东魏、与梁三国的夹缝中，限制太大，威胁太多，难以生存。
3、多方面硬件实力不足。
天时、地利都不占，人和也不支持侯景。当时的东魏经济发展尚佳，黄河以南的百姓大多不支持侯景，再加上侯景所统领的军队属于被迫卷入叛乱，而且人数远远少于东魏官军，整体战力相差太大。
小结：
于情，高欢尸骨未寒，侯景叛魏降梁，实属不义；于理，不反则有杀身之祸，也算是被逼无奈。到头来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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