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并不是要苛责杨溥。
这么说，仅是从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出发，来观察此事，并可由此得出结论：
建文、永乐变革之际，无论怎么说，杨溥都没有表现出读书人应有的风骨与气节！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用史料来进行佐证。
明人姜清［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辛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84名进士出身］在其所著的《姜氏秘史》卷二中，曾记述程本立的事迹。这其中，姜清对相关事体，就已经有所表达。
据述，程本立因文学优长、守身廉洁而被举荐，朝廷征召他进入翰林，参与纂修《高庙（朱元璋）实录》。后来，他被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位阶为中顺大夫，支予四品俸禄。辛巳年［即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因为失误陪祀，他被调除左佥都御史，仍留翰林纂修之职。明年［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高庙实录》完成，他被调为江西按察司副使。还未赴任，朱棣兵起渡江，等燕兵入京之后，程本立自尽身亡，时为壬午年（建文四年）农历六月十三日。
程本立死后，朱棣命令追讨他在建文时期所受的朝廷恩典，结果发现，程本立家无遗赀。时人称扬程本立，言其清廉正直。程本立生前著有《异隐集》十卷；后来，由佥事吴昂（生于成化时期、弘治末年进士、嘉靖时期仍健在）在闽地刊行；参政林延昴（不详）还为其书作序，称颂其为“今之夷齐”。
在姜氏的记述中，关于对程本立的评价，他虽然只是引述了林延昴书序中的内容，但是，也可推知，这其中，大约就暗含姜清本人对程本立的一种认同。
“夷齐”是何等人物？
“夷齐”是被传颂了千百年的有气节的人物。
既然把程本立比作“夷齐”，那么，当日站在程本立对照面的人物，应该如何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记述程本立死节的高行之时，作者姜清还特别记了一笔：
“时同纂修者学士董伦、礼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钱塘高让、庐陵吴勤、赵友士、端孝思，同郡张秉彝、唐耕，侍讲王景、修撰李贯，编修吴溥、杨溥、杨子荣（即杨荣）、刘觐，侍书刘彦铭，皆不能死节，或见用新朝焉。”
虽然，姜清没有直接指斥这些不能死节的建文文臣、也没有明确谴责其中见用新朝的人物；但是，从作者对程本立的褒扬之中，多少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须知，这些不能死节、其中还见用新朝的人物之中，就有杨溥。
再者，关于建文文臣对朱棣的迎附一事，明人黄佐（公元1490年～公元1566年）在其所撰的《革除遗事》二中，也曾着墨，其内容与《姜氏秘史》所述相同，未知其间有无摘录、引述关系。
另外，明末清初谷应泰（公元1620年～公元1690年）所著《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中，关于建文文臣对朱棣的迎附，亦有记载：
“帝左右唯数人，遂尽闭诸后妃宫内，纵火焚之，挈三子变服出走，仓皇复弃三子于宫门，被燕军执置师中，帝遂逊国去。是日，茹瑺先群臣叩头劝进，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义，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刘俊，右侍郎古朴、刘季篪，大理寺少卿薛岩，翰林学士董伦，侍讲王景，修譔胡靖、李贯，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书黄淮、芮善，待诏解缙，给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宾，礼部员外宋礼，国子助教王达、邹缉，吴府审理副杨士奇，桐城知县胡俨。”
据此，也可以知晓当日朱允炆失国时的仓惶、悲惨：
其时，面对皇权倾覆，作为皇帝的朱允炆，身边只有几个人而已；猜想，大家都各自逃命去了吧！
其时，后妃被关闭在宫内，纵火焚烧；猜想，这些无辜的女性，应该全都葬身火海了吧！
其时，朱允炆改换衣服，带着三个皇子出逃，但情急之下，为了保命，他连亲子都丢弃宫门，结果，三个皇子被燕兵抓走；大概，生死之间，父子都不能相顾、无法相保了吧！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文帝的一拨文臣，向对抗朝廷的朱棣叩头劝进、屈膝迎附。
需要再次指出：
这些人当中，就有“三杨”之翰林编修杨荣、杨溥，吴府审理副杨士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