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权衡里外各种矛盾，显然不采用最合适的方式是做不到的。所以除了我们在表象上所见到的“重文轻武”之外，赵匡胤还采用了许多的权衡之计，来稳妥地处理各方面矛盾，让国家机器的各个单元都良好地运行。这些权衡之计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权力最大化地分割。
“以文抑武”，将军权稳操在手
虽说在宋太祖看来，宋朝想要在纷争的乱世避免短命的命运，一定要稳固和巩固统治，而对于稳固的统治来说，无论文臣还是武将，将他们的权力进行分割是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但是既不能太权重武将，又不能太过于重视文臣，不然哪一边的势力起来了，在日后对朝廷肯定是只有弊且无利。但是撇去“重文轻武”不谈，赵匡胤所想到的就是以文抑武，从而让两者之间的势力得到调和。
虽说在北宋初期，赵匡胤订立了“不杀士”的规矩，但是这一句话也不能表明北宋的文臣真正获得了免死金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该聪明的时候还是得聪明。到了宋朝中期的时候，“以文抑武”的倾向则更为鲜明了，在宋朝中期时，更是有统治者利用文官来领兵，这样就可以让地方军队失去原有的反叛倾向，变得更加听从皇帝号令。
但是这些方法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宋朝初期“稳操军权”的思想，宋朝后来的统治者也基本都是为了将军权稳握而进行努力。既然统领军队少不了将领的存在，但是有了将领又不能很好地保证皇帝可以稳稳地握住军权，要知道失去了军队，国家机器就失去了保障，宋朝该怎么办？
宋朝还是使用了不少方式来抑制地方军队的不稳定因素发展，但是同时又不妨碍军队实力增长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就是，宋朝的军队编制经常进行人事调动。
即便枢密院负责了所有的军事要务，但是复杂的制度体系之下，国家能用的将领与军队也不是小数目。这和调用其他地方的官员，以避免官吏与地方互相进行官商勾结的原理是一样的，北宋经常隔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调走军队原来的将领、再将新的将领调进军队。而负责发放军饷的又由另一批人负责，再一提到军队的士兵们只认谁发饷谁就是老大的秉性，过于频繁的人事调动就不会给地方军队以威胁中央的机会，
而北宋也深谙使用年轻将领的好处，年轻将领不像一些老将难以操控，相对来说年龄较小、资历较浅，也会更听朝廷的命令一些。这样以来，加上频繁的人事变动，北宋初期的地方军队就压根没有什么机会积蓄着对朝廷造反了。
“分工明确”，宰相权力“谨小慎微”
前面说到宋朝的官制，其特点就在于过于明细化和碎片化的分工，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武官集团，在不安定因素更大的文官集团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文官集团“近水楼台先得月”，对皇权的威胁也更容易搬上台面。所以北宋初期开始，赵匡胤就改革旧唐制，让宰相的分工一再细分。
在旧时唐朝的官制里，宰相的权力是怎么样的？相信那个时候的宋太祖也十分深入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宰相不影响皇权统治，宰相必定不能管得太多。而如何避免宰相一人管得太多、最后只手遮天？北宋所做的就是将原本“无所不管”的宰相的权力切割为碎片，分发给不同的人。
所以北宋初期的文官集团十分庞大，这也给人们造成了北宋“重文轻武”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曾经的唐朝，宰相一个人就能管理宋朝数十位宰相管理的事务，而宰相权力的高度集中明显是与皇权互相犯冲的，这对建立初期、需要稳固统治的宋朝来说极不可取。
所以宋朝不仅是把军权、行政权、财务权互相分开，就连掌管行政权的宰相也设立了多名，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高度集中、最后导致宰相只手遮天。就比如说政事堂中除了设立一名宰相之外，还要设立副宰相——参知政事，表面上看似是与宰相协同办公，提高了政事堂的办事效率，但其实也是为了与宰相互相牵制，达到分裂权力、不威胁皇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