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平等制度能够维持下来，并非全靠强制力量。地位与权力的上下关系，很多时候另外有一些传统慈善活动作为补充。每当庆祝节日，地主通常会捐助经费；当时年景不佳，地主会减免田租；若佃户生病，他亦会代付医疗费用。正因为地主承担这样多的照顾责任，故上村父亲的地主在接受其父亲道谢时，他想到的并不只是田租，还有其他各方面，是以欣然接受。另外农村亦存在一个数量相当多的中等阶层自耕农，它亦能缓冲农村中的不平等生活。
自耕农较为优裕者，会有一些多余土地放租给佃农；较为贫困者，则需要向地主承租一两块地，故自耕农内部亦有级别之分。无论如何，自耕农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弥补了少数极为富裕的地主与极为贫穷的无地佃户的差距。然而冲突并非一定可以化解，在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地主的慈善义务似乎逐渐萎缩，不再像以往照顾同小区的社会及经济的弱势者。越来越多的地主选择居住在地方首府或大都会，这些地方无论文化、经济还是政治上的活动都较多。他们把土地管理权委托给一个农庄代理人，但代理人对佃户并无丝毫感情。
02，不断的争取
部分富裕地主仍在农村居住，但其小孩则会到各地方首府或大城市接受中学甚至更高等的教育。与居住乡间的精英比较，这种"寄生地主"往往不太会用传统慈善的方式救助贫苦农民，这亦成为社会对立根源之一。1930年，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曾出版一本名为《不在地主》的小说，深刻地指出寄生地主好像"一条奇怪的杂鱼，就好像美人鱼一样，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是资本家，而且下半身很快便向上蔓延"。
大约在一战前后，佃农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地主减租，他们采用逐个击破的战术，成效卓著。过去佃农习惯从好几个不同地主那里承租田地，以避免过分倚赖某一个地主，就好像地主也把田地分租给不同佃户。一群组织良好的佃农，可以趁收割时联合拒绝为某一地主的农地开工，那样地主便可能损失全部庄稼，而各佃户则损失一部分而已。
大部分地主在面对此种抗争时都会让步，有时会减免一年的田租，有时更会永久减免。在1923到1931年，佃农与地主的纠纷每年有1500到2700件，其中70%的纠纷是为了减免田租，这是最常见的要求。参与人数由一个村里的几户人家到好些村联合起来的数百名佃户，总计在约3/4的纠纷中，佃农至少赢得了部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