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笔画之间的顾盼呼应：行书中笔一因的呼应表现在前后笔画书写之间有迹可察的联系，即以一种绵延的萦带来表达连贯的意。而墓志书法对这种连贯更多的是“意”的呼应，而非“形”的沟通，有时适当地表现为附钩游丝。
董美人墓志
04
章草的影响
楷书形成之初，本身也受到章草的影响。
隶变之后，书写变得较为快捷，一方面逐渐出现了行书的面貌，另一方面楷书的点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早在东晋时，“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流转，大行于世”。到了南、北朝对峙时期，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北魏政权汉化之时，正是王羲之引领一代书风的同时，南、北两方面同学二王，对北魏贵族及士人阶层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就了北魏墓志楷书的特定风格。
从用笔方面可看出，元氏墓志的楷书用笔多作顺势人笔，起笔时，多用露锋，收笔时多用放锋，有时甚至让笔锋自然停驻，不作提按;在笔画的转折处，多用顺势带过;出钩时，转笔即作放锋。王羲之的行书用笔对楷书的影响从南北朝开始，历隋、唐至宋、元，在整个楷书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接的关系。隋朝的《董美人墓志》，初唐四家的楷书，《等慈寺碑》、《王居士砖塔铭》以及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宋代苏轼的楷书直到元代赵孟頫的楷书，元氏墓志书法可谓开启先河。
由此可见，王羲之行书之于楷书的作用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所至。正如张怀理所云:“(羲之书)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凤靡雅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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