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
——《管子法法篇》
在中国历史上存留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时期，百姓日夜祈盼的无非是统治者的仁治天下，“大赦天下”更是彰显君王仁德的最好方式，毕竟，给予低贱的罪犯怜悯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其命不久矣的结局。
说到“大赦”，在历代王朝中，颁行名目最多、次数最频繁的还要属大汉王朝，由此之后也为其他朝代的赦免制度奠定基础，然而，“大赦”表面上的确延续了太多罪犯的性命，让很多人感觉大汉帝王对于生命的敬畏，究其本质，在那样由帝王绝对控制赦免权的时代，这项法度更多的是为统治者“脸上贴金”。
没有成熟、完善的赦免法度作保障，堪称“统治双刃剑”的大赦制度让当时的很多汉代权臣以及后人深刻地认识到：皇权控制下的赦免权更加容易催生过度纵容，加入大赦这一政令实施的绝非帝王及罪犯还有整个权力机构，由此，由大赦催生的侥幸及腐败心理无疑成为了腐蚀大汉王朝的蛀虫，直至帝国覆灭。
西汉地图
一、汉代大赦兴盛的根源与现实基础
汉代因为自身在中国历史较早的出场顺序决定了在诸多法度的践行方面都是开拓者地位，虽有“汉承秦制”一说，在仁治方面，汉代统治者的确不同于较为暴戾的秦代统治者。
百废待兴的大汉初期，统治者深深明白当年秦“任刑罚、赭衣塞路”带给全体国民的阴霾，严刑酷法不是保证天下长治久安的好办法，再加上被当时汉代统治者团队认可的“黄老清静无为”学说的出现，大赦此项法度的思想基础由此建立，这也是大赦兴盛的思想根源。
当然，深谙集权统治智慧的人们要清楚，大赦这一类的法度的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背后需要有完善的统治体系建立并正常运行后才能逐渐开展，所以，在汉初统治者团队集中力量提高国力之后，当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达到理想状态后，大赦才有成熟的氛围开展。
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天下太平之时大赦法度才会存在，相反，大赦这一法度尤其在朝政尚未稳定之时才会凸显“雪中送炭”的作用，要知道，汉代初建到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仍旧需要不断处理各种矛盾引发的政治军事争斗，而一味地使用铁腕来处理矛盾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而此时的大赦法度推行，着实能够起到收拢人心与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最经典的例子，当年的汉景帝在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为了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并早日平定叛乱而宣布大赦天下。不费一兵一卒却能够达到兵戎相向都无法到达的效果，可想而知，大赦法度在汉代统治者心中的超然地位。
所以说，汉代的大赦法度兴盛无论对于这一朝代还是后世各个朝代都极具借鉴以及可行性。
七国之乱示意图
二、看似“百利无害”的汉代大赦实则危机重重
在没有将大赦法度与集权统治相结合来分析之时，我们都会认为这是最为仁治的法度，甚至，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错觉：如此法度是百利无一害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法度真正将大汉王朝隐性地不断推向危机之中。
不可否认，在有效规避政治危机与社会矛盾和解以及弥补法律缺失这一块，大赦法度具备十足的不可替代性，在集权统治时期的大赦法度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氛围下的以人为本并不相同，而且，人治之下的大赦法度最大的弊端就是无法真正做到公平合理开展，甚至，施政者还会在其中大做手脚。
如开篇管子所说，法律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在心中建立起敬畏的红线，大赦法度应该建立在这种敬畏心理之上而非失去公允后的侥幸心理，当法律丧失了惩恶扬善的权威之后，大赦同样会失去感化救人的功用，由此，明知故犯的人越来越多，危机也就会在最暗处滋生起来。
汉宣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