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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有一个叫董春生的农民，有一天在自家地头挖地的时候，碰巧挖出一只铜鼎，鼎内有阴刻铭文数百字。这个消息很快传开去，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开出了300两白银的天价。
那个年代，一个农民辛苦到头，都赚不了五两银子，董春生当然愿意把古鼎卖给古董商。
在董家村里，还有一个董治官的人，出外见过不少世面，大小也是一个人物。董治官找到董春生，说这个鼎肯定很贵重，不止卖300两，我另外找买家，多出的银子我们俩平分。董春生当即答应了，让董治官把鼎拉走，重新找买家。
那个古董商人来运鼎之际，得知古鼎已经被董治官拉走，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火了，以重金行贿知县，以私藏国宝为名将董治官下了狱。此鼎最后运到县府，古董商人又花了不少银子，从县官手中将古鼎悄悄运走，后此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大清翰林院学士、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陈介祺研究鼎内铭文含义，乃是周武王之弟毛公叔郑敬献给周宣王的治国之策，于是将此鼎命名为毛公鼎。
这个古鼎于是有了名字。
陈介祺
陈介祺拥有毛公鼎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很多人找到他，愿意花大价钱购买，他清楚毛公鼎既是至宝，也是祸胎，于是藏起了毛公鼎，对外一律说没有此物。但是仍有权势人物，通过各种方式逼他转卖。
几年后，陈介祺借母丧归里，远离官场潜心研究金石文化，直至病逝。
两江总督端方喜爱收藏宝物，尤其想得到毛公鼎，在陈介祺去世后，家道中落，后代祖孙迫于无奈，只得应允，端方一番软硬兼施终于如愿。没过几年，端方被被革命军所杀。民国时期，端方后人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普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落到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至于叶恭绰花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肯定不止5万美金。
那个时候，一户普通人家庭一个月的开支，不过三五块美金而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的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秘密带着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有消息传出，收藏在中央博物馆里的毛公鼎，和日本人得到的假鼎一样，都是赝品，真正的毛公鼎仍在山东潍县陈家。
国民政府以正视听，请来数名国内专家教授和古董行家，对毛公鼎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真鼎。但有一个专家提出疑问，当年日本人得到那只鼎时，也请日本方面的古董专家鉴定过，鉴定结果也是真鼎。日本的古董专家并非泛泛之辈，假鼎如何能骗得过他们的眼睛？足见造假者的功夫登峰造极。
若日本人手里的那只，与中央博物馆内的这只，都是假鼎，那真鼎究竟在哪里呢？
除了真鼎与假鼎之论外，一直以来，围绕着毛公鼎还有两个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