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样的批评实践背后，同样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这就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中国学者的接触和接受。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部著作。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的批评视野，探讨了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史》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理论资源。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接触过这部著作的学者深受启发，要重新确立新文学的经典。但是，这一多少有些冲动的行为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那“翻烙饼”式的批评方式，只不过是逆向地评价了现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一误打误撞的文学行为，也从某一方面鼓舞了中国的批评家，原来文学的历史是可以重新书写的。于是，关于经典化、历史化的讨论，一时间此起彼伏。
重写文学史，本质上就是不断地同文学历史讲述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化”。这时我发现，那些真正被质疑、被批评的文学史，也就是“有问题的文学史”，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恰恰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的“问题”，是被研究者的不同观念发现的。“观念”不同，又试图在观念层面讨论问题，是不可能达成文学史共识的。但是，恰恰是因为不同观念对文学史的阐述，构成了文学史的价值。那些被发现的“问题”可能正是文学史价值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化就更应该是一种文学史家不断对话，试图达成共识的“历史化”，是文学史家永难完成的文学史方案。
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要与国际语境对话
当代美国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撰写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他选择评价了二十六位作家，指出其伟大之处在于“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
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也认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由此可见，西方对文学经典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解。一般来说，学界讨论什么问题，就是对什么问题感到焦虑或遇到了麻烦。有媒体曾讨论过“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这一问题的提出者是一位美籍华裔作家。他认为中国要写出伟大的小说，必须要有“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就像美国有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小说意识一样。他认为美国有这样的伟大传统，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从《红楼梦》到鲁迅，都被他否定了。他认为《红楼梦》只是那个时代的好作品，而鲁迅只写了七年小说，七年时间连小说技巧都不可能掌握，怎么会写出文学经典？这个著名小说家，曾经获得过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他这样评价中国的经典作家作品，我们只能对他的勇气表示惊讶。因此，也不是所有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接受。这也正跟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轻慢和蔑视一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
因此，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还存在着与国际语境的对话关系。西方学者和作家对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和阐释，从一个方面表明，文学经典构建的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国际语境的形成。在国际化的语境中，不同的视角出现了评价中国文学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说，西方的声音或尺度，已经进入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关于文学经典化的新的语境和条件，我们要面对和适应这个新的语境和条件。这不仅与一个依然形成的“文学联合国”有关，更重要的是，文学的价值、功能以及关注人的情感方式的特殊性，超越了种族、民族和国家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