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写后编”之伪。北大整理者据简背斜痕标序，推知汉简是先抄写后编联的，但也不排除先编联后抄写。这本来是研究古简的慎重态度。《辨伪》文以“当初不编，事后搬移必乱”为由，一口咬定北大简只能是“‘先编后写’而成，本无疑问”，并说：“通观全篇，所有简文都避开编绳位置，是先编后写的常识性特征。”今谓：上下两道或三道编绳皆横直进行，且一般可选择起编位置点，必不与斜痕标记相重，亦无应然必然的确定位置。文中举出有关编绳位置错位，特别是第154简末“下”字“精确避开下编绳位置，违例书于下编绳之外，是先编后写的明证”，既然编绳横直，起编位置任选，所举编绳错位、“下”字“违例”“明证”之说，都不合适了。整理者以“先写后编”为主的推测乃“蓄意误导”之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竹简书法的辨伪
关于“书于残简之伪”。《辨伪》一文举出图十第2简沿划痕断裂后两板块上的“無”字和“以”字，上板块“無”字字形上倾，右半被挤压变形，底部笔画偏左，试图通过避右半残断而仍能写成个完整的“無”字，整个字形逼仄内敛，器局萎琐，而下板块“以”字是落落大方的典型汉隶。“無”“以”二字形成同简字形上的风格、书艺对比，今人造假所致几无悬念；对照图十一第1简上的三个正常汉隶的“無”字，无拘无束，体态自然极妍，第2简“無”字隐藏着的造假秘密似更可昭然若揭。其实，《辨伪》一文以同一字或不同字的书艺不同、大别来说明研究对象的真假，是不足为训的。古代抄手一般都善书法，恐汉代尤甚，因汉代讲究文字小学工夫，不善书艺者也会把字写好，逸出书艺。书艺讲究各字写得不同，错落有致，揖让并存，俯仰不一。连第1简上的三个“無”字的书风也不同，第2简“無”字与此三“無”字不同，合乎书艺之理。要说相同，四个“無”字都写得右侧上扬而左侧下倾，内在结构疏密得当，清晰不混，大书风四个“無”字无别。差别在于书艺结构要素横、竖、撇、点、折上，图十一左“無”字底部左撇笔取收势，右捺笔取上略放势；中“無”字左撇笔取略放势，右捺笔取大放势；右“無”字左撇笔取收势，右捺笔也取收势。可见此三“無”字书艺元素不同，书风不同。第2简上那个“無”字，与此三“無”字不同书风，何足怪呀？如上所说，四个“無”字大书风相同，还不止此，深入到书艺元素看，第2简“無”字左撇笔与右捺笔都取收势，与图十一右“無”字正相同。如此看来，以第2简“無”字与第1简三个“無”字书风不同来说事，是无法成立的。再看第2简上的“無”字和“以”字之大别，如前所说，书艺讲究错落有致，毫不奇怪；再则，落实到书艺元素看，第2简“無”“以”二字同者不乏，“以”字右下捺笔大放势，是也，但仔细看，放中有收，亦是也；“以”字右侧左撇笔完全取收势，正与“無”字两收势同。
关于“拼复残字之伪”。《辨伪》一文以第十九章第52简5个“得”字说事。无疑，这5个“得”字如同前述4个“無”字那样，书风各不相同是必然的。但作者主要抓住第二个“得”字（图十二2a），即“亦不可得而疏”句中的坏字“得”的拼复问题，与其余四个“得”字“不可得（1a）而亲、得（3a）而利、得（4a）而害、得（4a）而贵”相比，得出2a“得”拼复造假的结论。作者将坏字2a“得”标为5个区间，得出整理者拼复后“得”字与其余四个“得”字的对应区间除损坏部分不可辨不可比外，尚有大别不同的结论，对此，如前所说，是抄写者书艺结构件不可能相同所致，古人书艺既讲究“字不同而同笔”，也讲究“字相同而不同笔”，以求书体和笔势的对立统一的中华辩证之美。2a“得”字与其余四个“得”字相比，显得笔势处处不合情理，如波挑不到位、结体违常态等，并非什么今人“作伪者失败的书法作伪所留下的破绽”，倒极可能是古抄手的“同字不同笔”的书艺变化，抑或甚至是败笔书艺所致，殊无足怪。作者还将2a“得”字按5个区间重新拼合，是个不成“得”字的碎片形字形，于是指责“整理者为了使之接近作伪者试图伪书的‘得’字，不惜对伪简材料进行了‘二次作伪’”，这就牵涉到古字坏字形修复拼合的方法原则问题。写汉字与中国画一样，是散点透视法，但散点不散，因内部结构性笔势讲究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外部位置安排讲究错落有致，故总是显出书法美，甚至有似焦点透视呈现立体感；文字形体构件则按“六书”（“四书”）规则组合之。古字的拼复正应按散点透视法、内部互补法、构件“六书”规则拼复之。对照此，整理者拼复2a“得”字不排除合法性的某些缺失，如聚散不当而过于紧凑，但以近真求实的总趋势和做法来拼复坏“得”字，不违反上述两法一则，不存在“二次作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