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王振想要制裁刘球，首先得有罪状，但毕竟刘球为官正直清廉，抓不到把柄，王振一党采用了最下作的手段——栽赃陷害。他们发现刘球上疏中有一条关于慎重选择太常寺掌祭祀官员的建议，刚好翰林院有一名叫董璘的官员毛遂自荐，希望能转任该职。王振一党看准时机，二话不说将董璘抓捕关进诏狱，而后严刑拷打逼其“招供”，诬陷刘球与他勾结，欺君谋官。这样一来，王振的爪牙们又顺理成章地将刘球抓进诏狱，几天后，诏狱中传出刘球病死的奏报。
奏报者乃王振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他说刘球病死谁信？堂堂朝廷三品官员，几天前还生龙活虎的，只因得罪王振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本身就足以令反对者人人自危，更骇人听闻的是刘球之死的细节。据说刘球在诏狱中受尽折磨，马顺深夜持刀来到诏狱，刘球见到这王振鹰犬，破口大骂，高呼太祖、太宗。马顺恼羞成怒，一刀斩去刘球头颅，随后又将其肢解碎尸，后来刘球之子去收尸，只找到一条手臂和董璘偷出的血裙裾。还有记载说刘球是受“夜刑”而死，这种刑罚非常残酷，类似于凌迟，最后还要将受刑者的肉喂狗。这则记载中说刘球受刑而死后，其子在锦衣卫诏狱中只寻得血裙一条。无论哪种说法，都表明刘球乃受酷刑而惨死。虽然刘球之死还有此前得罪过钦天监监正彭德清的因素，但彭德清也为王振心腹党羽，若无王公公只手遮天、翻云覆雨之能，谁敢如此明目张胆残杀朝廷大臣？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名副其实的阉祸弥天。
纵观王公公发迹史，其之所以能够开明代宦官擅权专政之先河，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得益“表里行事”新体制形成，司礼监权力大增；其次是随着张太后去世与内阁无力牵制，导致双轨制失衡，司礼监大权独揽。当然，最直接的因素是英宗对王振的依赖与偏信，这决定了王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实际上，整个明代权阉虽不在少数，但他们的崛起往往要依附于皇权，往往在皇帝懒政、怠政的状态下放权，大太监才有权御天下的机会，而这些大太监也逃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宿命，一旦皇帝收权（如汪直、刘瑾），或者帝位更迭（如魏忠贤），无论你是“立皇帝”还是“九千岁”，瞬间就从巅峰跌落谷底。与其说王振之辈“窃权”，倒不如说是英宗主动“放权”。这个制度保障注定大明王朝在王振之后必然还有“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