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改革家李觏
综括上文，可知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古代到唐宋，有由北方迁移至南方的趋势。在古代，北方水利发达，农田肥沃，光是关中一地，其财富已居全国的十分之六。至于当时的南方，资源蕴藏虽富，但因并未开发，和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比较起来，自不免相形见绌。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在经济地理上无异发生一场革命。这时北方水利失收，土地的生产力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处处都表现着贫穷的状态。反之，南方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由于各种资源的大量开发，却变为全国财赋之区。其中光是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若就整个江淮区域来说，它简直是全国的谷仓，和衣料的取给地；此外其他各种物产，也都非常富饶。这样一来，当日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不复像古代那样的在北方，而移至南方，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可是，自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南移，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在航海技术尚未特别进步，海道交通尚没有划时代地开展以前，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最为安全，很少外患的威胁，国防问题并不重要。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他漠北民族的入侵，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军事重心既然仍在北方，为着便于控制在那里驻屯的重兵，中央政府遂只好仍旧留在北方。在北方较偏于西的长安，处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的渭河盆地，地势险要，一方面便于向西北拓展，他方面可以控制全国，故成为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其后到了北宋，主要的敌人仍在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为着防御外患的威胁，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也在北方。这时政府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的跋扈，采取中央集权政策，从而集重兵于中央。兵多了，粮食的需要特别增大，故须改在较近江淮而便漕运的汴京来建都。就对西北的开拓上说，这个首都的位置和隋唐的长安比较起来虽然较为内向，但究竟仍居于北方。故北方仍是全国军事政治重心所在地。
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
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本来，中国不是没有可航的天然河道，但这些河道大都循着东西方向来走，并不能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连系起来。至于连系南北的陆路交通线（例如唐代的驿道），当配备好驿马的时候，旅行甚至比在运河航行为快，但却不能把南北密切连系起来；因为陆路运费远较水路为贵，而运输量又远较水路为小。因此，在当日生产方法仍滞留在手工业阶段，从而木船是最经济而有效的水路运输工具的情形下，最有资格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交通线当然是运河了。
由上所述，可知运河是在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新的客观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开凿，实是适应时代的需要。隋炀帝本人固然因醉心于江都的繁华而开运河，但当日要求沟通南北的客观形势既然已经存在，就是没有炀帝这个人，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辟一条连系南北的新河道的。因此，最初开凿时虽然因工程伟大而花费了许多人的心血与劳力，但他们的血汗流得并不冤枉，因为自他们开凿完毕以后，无限大的代价正跟着在此后的数百年内报偿出来。
隋代的开凿运河绝不是偶然的事，它实是时代必然的产物；因为在当日伴着新兴的大一统帝国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开辟这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之必要。可是，在此后唐宋数百年内，这条大动脉并不是时时都能畅通无阻，以尽它的任务；因为有时由于军事政治方面各种特殊形势的发生，它不免要被阻塞，从而大一统帝国的整个机构便因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而不能灵活地发挥它的作用。因此，运河之于唐宋帝国，着实像动脉之于身体那样，它的畅通与滞塞，在在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现在让我们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考察唐宋时代运河通塞的情形，及唐宋帝国因此而受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