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的乾隆皇帝，就属于在贪污的皇帝里，很有创意的一位。
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
乾隆特别喜欢别人给他“上贡”：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一个宝贝，万岁爷您看，上贡给您了。
这喜欢可不是口头上说说，是落实到规矩上的。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有个“进九还三”的说法。给皇帝上贡九份，皇帝返还给你三份。叫“进九还三”。
皇帝想要，臣子那就赶紧送。更何况，给皇帝送自己也有好处。
明面上，进贡的要求是“自行置办”，也就是自掏腰包。不给百姓增加负担前提下，联络一下上下感情。但是哪有那么多家传宝贝，谁家能传下来那么多东西。
那怎么办，民间搜刮呗。搜上来了孝敬皇帝，然后其中返下来的归自己。搁现在，我们管这叫销赃。
当时的进贡有多火，火到最后甚至出现了“帮贡”这么一说。有权限进贡的大臣，让底下的官员帮助他“购买物件”，用来“孝敬皇上”。 “帮贡”既正大光明又显得官员团结一心。其实中间全是吃拿卡要。到皇帝手里的一两金子，不知道要搜刮多少民脂民膏。
我们说个例子，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因罪被抄家。有记载说“有九种物则每以三种还给。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因为有“进九还三”的政策，他李侍尧被查，发现贪的家财大多都是曾经献给乾隆的贡品。
李侍尧（？-1788年）
那皇帝拿了多少，大家自个儿算算。
单是靠贡品，满足不了乾隆皇帝花钱的欲望。皇帝想下江南巡游，想办寿，想赏人，想修一修圆明园，都要花钱。但是祖宗规矩，这些钱不能从国库里出，要由专门的内务府自筹。
乾隆的内务府大臣，猜猜是谁？特好猜，是和珅。
和珅（1750年7月1日-1799年2月22日）
乾隆到了晚年的时候，想花钱，和珅就给想出来个办法，叫“议罪银”。它的意思是官员们犯了错，交一笔钱来，就能减罚甚至不罚。这和中世纪晚期罗马教廷的“赎罪券”是一回事。
这个办法好在哪呢？以前官员犯了错罚你几年俸，这的决定权在吏部，款由户部追，银两要交给国库。
而“议罪银”就厉害了。新规矩、新玩法，它不走吏部户部，走军机处，绕开国家财政，直接进入乾隆的私人腰包。
本质上，这是皇帝向下释放的一个信号——我缺钱，我接受行贿，谁给我钱我给谁免罪。
官员们缴“议罪银”那是相当积极，就算是没什么罪名也要自己编排罪名。上至财政亏空，中至没能及时搜获要犯，下至奏折里写了错别字，都要狠狠罚自己一笔。
河南巡抚何裕城把香灰弄到了奏折上，就请求自罚三万两。乾隆都看不下去，说：没那么严重，交一万两算了。
那官员的钱从哪来的呢？也是贪，而且贪得要更多。各个大臣，都成了皇帝豢养的存钱罐。你可劲贪吧，贪完了给我上贡，给我交“议罪银”。实在看不顺眼了，那就反腐抄家，财产进内务府。和珅的下场，就是如此。
“上贡”也好，“议罪银”也好罢。这是变相地把一些犯罪合法化了，甚至是鼓励贪腐。大清朝成了一帮贼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