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宋人的“中国”观究竟是“国族主义”，还是传统“华夷之辨”等思想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一种演变，这个问题恐怕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会争议下去。
（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三联书店，2018）
通过对关键词或者概念的大数据分析，确实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某些变化过程。但当我们讨论宋人的“中国”观时，不仅要注意到宋人以“汉人”自拟的次数，更要考虑宋人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语境，这就涉及到概念史与话语分析。这方面，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做了非常好的表率。可惜谭凯在《肇造区夏》一书中没有对“汉人”说法进行细致的概念史与话语分析，无形中削弱了其观点的力度。
“东亚世界秩序”是本书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谭凯认为，宋、辽和平共处长达百年，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对等外交的原则与草原政权相往来的王朝。与此同时，大规模、系统性的勘疆立界活动在各处边陲展开，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宋朝建立后，一方面以中华正统自居，但又面临着与“夷狄”辽朝、金朝的长期对立，在这一过程中，宋朝不得不与之作为天下的共主，甚至屈居其下。北宋时期，宋、辽各自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澶渊之盟后，两大朝贡体系不仅并存，而且形成彼此相互承认的对等关系。北宋构建“华夷一统”秩序的理想虽然破灭，但仍然通过册封制度，构建以“汉、唐旧疆”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以此来强调宋朝继承汉、唐德运的正统地位。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宋代《华夷图》虽然宋朝由于武力不振，在对外交往中，不得不根据情况采取弹性外交做法，以维护现实的政治关系，保障王朝的外部安全。但在国内，宋朝则坚持绝对的华夷观念，通过德运、年号、祭祀等标示正统的制度设计，辽金以外诸政权、羁縻各族的朝贡活动，以及有关华夷的各种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构建并演绎华夷秩序，为宋朝皇帝华夷共主的地位作政治解说，其应对之策和理论来源都是春秋以来的华夷观和“中国”观的框架之内，难以与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意识相联系。
（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的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谭凯认为边境线催生了宋代出现新的“中国”认同，即边境线之内，是为华夏。但从史料中看，我们对宋人这种边界意识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宋朝的边界，其性质终究还是一种边防体系，目的并非是为了区分族群，而是来源于宋朝现实的战略防御思想。另外，根据黄纯艳的研究，宋代没有统一的疆界形态和画界原则，因关系形态不同和变化而形成多样的疆界形态，既有模糊疆界，也有清晰疆界。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的可控和对抗。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其核心是区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除了构建华夷秩序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代的疆界活动总体上仍是对中国古代天下理想与现实应对的交织，具体做法上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但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变革。
（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也同样指出，宋人仍然采用传统的“华夷图”、“禹贡图”来构想宋朝的疆域，使得地图中呈现出来的宋朝疆域与现实中的疆域并不吻合，即便现实中辽朝疆域已经达到长城以南，但在地图上，辽朝仍然被绘制在传统的“北狄”范围中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2016；该书中译本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章）。这说明在宋人的思维中，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依然萦绕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