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通事，是近代中日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可逾越的关卡，也是纽带。研究唐通事的历史，可以从学界到民众，直至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持续的共同脉络和永久话题。
唐通事，表面好像只是翻译而已，实际上是在协调内外关系。不仅如此，但凡是在日方进行贸易的唐船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日方规则，并在其所规定的文书内容上签名画押，作出保证。日方同时还有紧教条例，想要上岸的通商人员，还必须经过一道程序，那便是踩踏着绘有耶稣和圣母像的铜板，唯有如此，才能上岸。这些要求十分繁多，甚至关于唐通事如何安排唐船人员的丧葬问题也有提及，记载的十分详细。
《译家必备》同样也值得参考，这本书说唐通事的语言教科书及实务手册，详细记载了中日在贸易中交易的细节和程序。尽管记载的事例多为虚拟情况，但是对于唐通事学习工作的参考和我们后人研究方面却有着极大的意义。该书中也有检查与颁发信牌的相关描述，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商船每年只有15艘被准许进港上岸，超额则不被允许。其他的关于信牌的记载与前文所提及的《崎阳群谈》基本一致，但除了这些，还记载了许多唐船交易过程中的具体内容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
唐通事不仅要负责收取唐船货册、协调处理突发事件与纠纷、还要检查是否有违禁物与走私货物；协助对唐船货物的数量、类型、质量进行评定等工作；带领中国商人前往奉行处拜见奉行，并需要纳“八朔礼”，除此之外，长崎的其他地方官员也要一一拜见；协助唐船装铜；帮助患病之人寻医问药，直至最终在唐通事的监督下送走唐船返航。
《译司统谱》的编纂者颍川君平出自于唐通事世家，为其撰写序文的何礼之亦然。该书记载的是长崎唐通事的主要职能以及相关编制沿革的文献。何礼之在撰写序文时，曾经夸大信牌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唐通事所存在的意义十分深远，具有“怀柔远商，宣扬国威”的深刻内涵。要知道，何礼之的序文写于1896年，此时日本已经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取胜，因此其观点颇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但是新井白石于1715年提出的借助信牌来实现“维护国体，弘扬国威”的政治意图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两人之间的观点很明显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