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3日，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专论文章《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文章提出：“应该大力压缩通用汉字的数量”，好些生僻字眼的地名，请把它们改换成同音的常用字。陕西带头改名，盩厔县改成周至县，郿县改成眉县，郃阳县改成合阳县，鄠县改成户县，雒南县改成洛南县，邠县改成彬县，鄜县改成富县，葭县改成佳县，沔县改成勉县，栒邑县改成旬邑县，洵阳县改成旬阳县，汧阳县改成千阳县，醴泉县改成礼泉县，商雒改名为商洛。简化汉字没有错，错在乱简滥简。六十年代陕西“改（县）名”，全国唯陕西典型，应与当时的领导和主管机关有直接关系，原因想必大家懂的。
对于改地名，有的人支持。因为文字存在的目的是传播，方便传播永远比恋古情怀重要多了，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活在现实中的，恋古崇古情怀的人是少数，外地人几个能知道鄠鄖雒皺蠡鬲顚鞪等陕西发音？按照郭老的想法，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不够普及而做出的适当修改。郭沐诺的建议是对的，有些古地名字不好写，读音含义也不一定有现代美，当然也有一些改名比较失败的县市。文字是让人读写用的，不是为了显得有文化的。仅仅只用作地名的字，越少越好。
易经有"简则易明"，改成容易的字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就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一样，没有一个难认的字，但没人觉得这诗水平不高。汉赋一堆难认的字，能记得的有几篇？长安与西安一直就不是一个地方，古长安说的是长安城，而西安在元明时代改名而来，改的是京兆府（唐代叫法），原京兆府包含现在的西安、渭南、铜川、咸阳，长安与西安一直都是下级与上级关系，不存在改名这一说法。
在中国近代史上，改县名最多是中华民国时期，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一九一三年，国民三年，国民政府，把帝制时期的州府，一律改为县。全国何之万千为县，陕西省一九四四年把中部县改为黄陵县。中国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改过名，大部分都改过很多次，不必对改名耿耿于怀，古代改地名，很多是因为避讳，比如启封避汉景帝刘启的讳改名开封，龙渊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改名龙泉，还有就是庆祝变更年号，比如绍兴，相比避讳这种理由，最起码方便书写利于扫盲这样的理由更进步。
对于郭沫若改地名的事件，不支持的人也很多。那个时候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简化汉字有利于汉字的普及，但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受到了损害，现在大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为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建议恢复。改得好认了，是不假，但从当地历史的文明传播与溯源来讲，遗患很大。比如我的故乡扶风，既好认又有韵味（按今意解）。古意则为：匡扶京师，以正风化。事实上，这名字是从官职而来。西汉时，为了更好管理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设立的三个官职中有一个叫：右扶风。后就把这个官职管理的区域就被称为扶风。朝代几经更迭，但仍保留至今。扶风，在西周可是京畿之地，出土了很多西周青铜器。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可以更改比如把注音符号改为拼音符号，只要拼读正确就行。汉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以字形表达字象，以字象表示字义，字形改变必然导致字不达义。“醴”和“礼”字形不同，两字的字象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强制以“礼”代替“醴”反而断了文化的根基，对历史文化产生了误解。急功近利思想使得陕西省十几个优美的专属古地名被改得面目全非、毫无文化含义，从而失去了古地名原有的文字含义，人为的历史悲哀。最近陕西省眉县要去县建市，那就必须要改回原来的古地名郿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