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中正的设置分为州、郡两级。州中正多被称为"大中正"或"都中正"，郡中正称"小中 正"或"中正"。之后除某些地方分为州、郡、县三级外，中正的设置基本还是以州、郡二级为主。各位大、小中正或在地方或在中央任职，品评人物品第只能在各自的驻地，于本职工作之余进行。此外，中正之职关乎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仅有经过司徒任命的高级官吏方能兼任，其人数一定极其有限。
往往是一州设立一个中正，甚至有的中正兼领数州。如东晋王述任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进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卫将军"，王述所任职事已经不少，还"领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北魏王慧龙"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南朝陈散骑常侍宗元饶"领荆、雍、湘、 巴、武五州大中正"。
学者统计，南朝任中正者，"凡113人，其中州中正89人，郡(邑) 中正24人"。即使当时全国并不统一，就南朝所辖地区、人口而言，中正人数亦远远不足。以一人之精力为众多士人评定品状，怎么完成？纵然完成了，评定的品状又如何能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但中正又必须完成其品评士人的职责，怎么办？只能是"采声于台府，纳毁于流言"。时人应璩评论云："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闻与郡县，希疏如马齿。生不相识面，别义理？"形象地揭示了中正脱离实际、品评无据的弊端。
四、品第评定，重家世、轻德才
按照制度来说，品评人物，选授官职，应以德、才为本，家世门第居于次。九品中正制施行之初，中正评定人物品第之后，方"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家世只是一个参考因素。但不久之后，中正品评人物之标准已经发生严重偏差，出现了不顾其品行才德，专重门第权势的风气。"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如西晋王沈"少有俊才"，只因 "出于寒素，不能随世，为时豪所抑"。
因家世而无法获得高"品"，纵然德高才显，也不能任较高官职。刘毅论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时人段灼指出： "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品第评定，重家世、轻德才，使得在官员选拔方面，国家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伤。清代学者王夫之评论道："晋宋以后，虽有英才勤劳于国，面非华族之有名誉者”。
五、品评含混，混淆通才与专才
九品中正制以德才衡量人物，别其高下，分为九等，各以才之所宜，授予相应官职。其选官程序设计乍看起来似乎公正合理，然而一种制度的意义，不会仅仅凭借其本身来证实其合理性，必付之于实施，在实践中方能得到真实显现。九品中正制将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再分别品第，加以"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五六一类评语。
吏部根据等第和评语斟酌选授。这样的选官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造成官员的任命与升降大致遵循成型的品状标准，而缺乏灵活性。此外，人才有通才与专才之分， "通才"强调某人知识能力的通贯，不重视特定职位所要求的特殊条件和技能。"专才"则注重不同职位之间的差异对人才的特殊要求。具体到每一个人，常常是擅长特定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在其他方面未必擅长。
因此，量才授职，要区分清楚某人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发挥选官制度的作用。但实际上中正在品定人物时，仅以"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一类评语品评人物才能。简单评语既混淆了通才与专才的区分，又难以使执掌授官的吏部掌握某人的具体专长，从而授予相宜的职位。这是除刘毅论"九品有八损"以外，九品中正制自身无法克服的又一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