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位居长江与东海交汇处，三面临江，东濒东海，出可掌控海邦，退则负险固守，素有“大江门户”“十郡屏障”之称，自古以来是沿江（长江）沿海（东海）的军事要塞。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在我国近海恣意横行，中国海疆有海无防，海防危机日益深重。面对大清水师的积弱落后，晚清重臣左宗棠指出：“与其购铁甲重笨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同时主张：“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无事则巡缉洋面，尽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盗；有事则齐集海口堵御。”这种关注海口、专守河口的海防策略，虽属消极防御，缺乏海权意识，但对于内外交困、积重难返的大清王朝而言，却亦是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
左宗棠（1812—1885）是洋务派领袖之一，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军机大臣、两江总督，曾组建楚军，力主抗俄，收复伊犁，参与镇压太平军，为清政府屡立战功，厥功甚伟。晚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为海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光绪七年（1881），年届七十的左宗棠临危受命，出任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廉颇老矣，但他壮心不已，夙夜忧叹，兴修水利，改良盐务，推进洋务，加强海防。为防御西方列强屡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他深入两江，频频巡察，组建民间渔团，增设船炮大厂，海陆兼顾，显现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卓越的战略眼光。所谓渔团，是一种源自民间又受官府统领的军事组织。它雇募渔民水手，通过集训操练，辅助水师海防，协同官军作战，最终成为海防系统的组成部分。
光绪九年（1883），左宗棠为激励军民抵御外侮，对各地渔团开展巡视。9月20日，亲临长江下游，先后视察靖江、江阴、通州、海门渔团。第二天，不顾舟马劳累，抵达濒临东海的崇明十滧港。时值初秋，江风吹拂，旌旗猎猎，渔团上下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但见54艘渔艇组成的渔团，阵容整齐，进退有序，场面壮阔。望着威武划一的水上阵营，左宗棠不胜欣慰，深感训练有素的渔团，不失为海防的有力保障。然而此时，天气骤变，大风陡然而至，十滧港口风雨交加，年迈体衰的左宗棠旧病复发，痰涎壅塞，视野模糊，最后匆匆结束了崇明之行。
10月17日，左宗棠上奏朝廷，他在《创设渔团精挑水勇以资征防折》中写道：“窃维江海防务，以布置海口为要，盖御敌于庭除堂奥，不若御之藩篱之外。”意谓在东南沿江沿海驻扎水师，可防范觊觎者的侵略之心，而与其在自家门前奋力抵御外敌入侵，不如扎紧篱笆拒敌于院墙之外，所以在江河入海口严密布防，至关重要。随后分析阐述：“惟长江独狭众流东趋，自江皖迤东，贯江苏全境至宝山、崇明入海……崇明滨海，则第一重门户，番舶经商往来，必问途于此。”指出崇明拥有得天独厚的险要地势，是固守长江的“江海第一重门户”。左宗棠在奏章中还建议朝廷：上海、江苏一带“二十二厅、州，渔户水手一万数千人”，各处拟设一团防局，“惟崇明地广人多，又浙、闽、广东各渔人渔民往来荟萃之所，应设团防二局。”显然，左宗棠对崇明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海防战略中的作用，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不久，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奏请。此后各地纷纷效法崇明海防的做法和经验，创建渔团，一时间在东南沿海风起云涌，蔚然成风……
撰稿：周惠斌
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