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商帮挣了钱则玩命的培养子弟读书进入士绅阶层，寒门出身的士绅阶层也与商人通过联姻等手段与商帮越绑越紧。谁也不能指望商人跟自己收税吧，明朝的商人就是特权阶级，而商业的高额利润进一步推动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同时明朝的朝廷又极其穷困。
明朝所有被记录为正面的改革，以张居正为代表都是改革土地税收，只有少数几个皇帝通过太监跟实现商税的收取，但是这些太监都会被士大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黑的翔都出来了，让几百年后的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当时的真相。而太监们偶尔通过皇权实现了的客观上实现的商税收取由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抵制根本没办法形成国策，人亡政息。
明朝的末代之君崇祯脑袋也是不清醒的，信了士大夫的鬼话，罢了魏忠贤的弊政，而风雨飘摇的大明朝财政窟窿太大了，没了九千岁的搜刮，崇祯只能从小民的土地上刮钱，逼的破产的农民只能上梁山，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崇祯只能自挂东南枝了。
清朝的商人在宋朝和明朝之间，起到的是包税商作用
满清起家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组织无纪律的土匪团伙，他们靠北面抢蒙古，西面抢大明，南面抢朝鲜、东面抢野人女真，不会生产的女真人很快就点击了另一个科技点，招人销赃，从老野猪皮时期，满清就利用山西的八大皇商来销赃，抢来的东西需要销赃换回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在满清建国之后这种模式被继承下来，商人集团在满清眼里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满清建国的时候就没有辫子戏里吹捧的那么强大，以小邦临大国，对于中原的汉族如此，对于蒙古更是如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资源实现对蒙古和中原的统治，商人是其中的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
满清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治国政策，只是将明朝末年摸索的实验性政策和制度合法化，行政效率跟明朝一样非常低下腐败。但是清朝面临的军事压力和财政支出远比明朝初年大的多，从建国以来的南明19年割据、三藩之乱闹了八年，蒙古的准噶尔部更是闹了80多年，乾隆晚年到清朝灭亡层出不穷的苗乱、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清朝初年构建的财政体系早就入不敷出。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朝摸索出包税商人的政策，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推行包税制度。
以晋商为例，为了武力镇压准噶尔部，满清必须在蒙古草原上屯兵、镇压、监视蒙古各部，而清朝的行政效率比明朝更加不如，如此大的工程以清朝朝廷的行政效率跟本无法完成在草原上修建乌里雅苏台、归化城等屯兵重镇，建设兵站、实现对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实现收税、赈灾等政府职能都是通过以大盛魁为首的晋商以商业手段实现，手段更加隐蔽更加高效。晋商最后慢慢的实现从行商挣辛苦钱到放高利贷，顶峰就是“汇通天下”的承接清朝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银汇兑业务，但是跟清朝政府绑的太死，清朝灭亡之后晋商迅速衰落。
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十三行，清朝无法像宋朝一样的行政效率，实现对于海贸的管理，也不肯想明朝一样放纵，由于清朝的严重路径依赖，在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了一口通商十三行的制度，表面上是十三行垄断了对西方列强的海外贸易，其中伍秉鉴更是被评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是实际上十三行充当的是清朝的对西洋的海贸包税商，是天子的南库，通过给十三行发放专营拍照、捐献等手段，将海贸贸易的利润拿到了满清皇室的手里。鸦片战争中高昂的战争赔款以及善后等资金都是由十三行负责。
清朝对于商人的利用是当肥猪养，平时通过特许经营完成包税的义务，当朝廷需要解燃眉之急的时候就杀猪过个肥年。
感觉将一些事件拉长跨对对比来看，还是挺有意思的，会有更多的角度去看。历史的魅力就是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