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朝开始，商业开始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每个朝代的特点又不一样，宋朝、明朝、清朝的特点又特别鲜明。而这些特点跟三个朝代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又息息相关，尝试以微薄之力稍加解析。
宋朝从建立的那天就先天不足，宋朝一直面对着来自东北的契丹和西北的西夏，特别是开国时期的几场败仗让宋朝的外部军事压力是所有盛世朝廷中最大的，而强大的外部压力有让宋朝不得不选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开国的军事贵族实行赎买、对于士大夫实行共天下结成利益同盟、对待百姓尽量怀柔，由于没有北方长城沿线天险作为阻隔，宋朝必须供养大量正规军在边境屯戍、修建城堡、建立水上长城。
而这些政策又使得宋朝必须有充足的财政进行支撑，而赎买贵族、团结士大夫、怀柔百姓就使得宋朝不可能像其他朝代从土地上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撑，宋朝不得不大力发展商业，而这些政策催生了宋朝市镇的发展，大量城市得到发展，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
同时海贸的开创，不但在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宋代远洋航行的海舶，无论是船体构造还是经营规模，抑或成员人数都很庞大。船内作业的劳动编成，也截然分化。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根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的记载，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万～1.2万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
繁荣的商业，为宋朝贡献了庞大的商税，国内行商一般收取过税和住税，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按照清朝中叶的汇兑利率，大约一贯兑换以两银子，大概是2200万两的商税）。由此可见宋朝商业的发达。
商业繁荣但是缺乏贵金属的宋朝催生了纸币，对于金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交子逐渐发行到全国，乃至金、元都延续使用纸币，今天的人都知道纸币对于金融的巨大作用，无需赘言。元朝更是继承了纸币政策，甚至取消贵金属货币，完全替换成纸币，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录，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明朝——官商一体
宋朝建国的时候太弱，而明朝建国的时候太强，自古得国之正莫过大明，在法统上朱家拥有着驱除鞑虏的大义，在军事上更有一种横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俾睨天下的气势，这也造成了明初无外患的强大态势，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可以做到奉天承运出口成宪的少数帝王。这种内、外环境的优势，造成了朱元璋开启了集权运动，高等军功阶层被杀光了、宰相更是从制度上被消灭了，小军功地主成了他家的打手，士大夫成了他家的职业经理人，而朱元璋给小军功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薪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简单粗暴，通通用土地结算，士兵全都耕种卫所土地（所有权理论上还归国家所有），文人士大夫大部分工资则是免税的特权。也许是出身问题，商业被朱元璋所轻视，纸币被朱元璋滥发。对于朱元璋来说，通过简单的、原始的土地政策就可以造就一个盛世真的没必要点击商业科技树，这个当时太不经济实惠了、成本太高了。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商业不可能空缺，不是通过他的制度构建就可以消灭或者是控制的，由于权力的真空，士大夫阶层立刻补位，玩出了新高度，别的朝代顶多是官商勾结，但是明朝玩出的是官商一体。而极具明朝特色的商帮在明朝中叶开始崛起，晋商中的申时行、王崇古等人为晋商的利益，一力推动了隆庆开边，徽商为了分享晋商的盐业利润而推动了开中法一举将徽商推上的顶级商帮的行列，同时也破坏了九边屯田军粮也因此而败坏，大幅推高了明朝军队的开支成本。而做海贸的东林党们不但发展了精耕细种而且生生的在明朝就把中国做成了世界工厂，几乎垄断了棉纺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