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皇族，文人雅士也是引领潮流的力量。“竹林七贤”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这群人似乎不屑于参与政治，服装也表现出挑战常规的怪异。他们当中有人袒胸露臂，有人头簪鲜花，也有人散发赤足，这种“粗服乱头”即使在现代恐怕也很难被普遍接受，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然而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唾骂，他们依然如此逍遥，全然不把正统思想宣扬的礼俗放在眼里。
有人说魏晋人物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不管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形成一定有相应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混乱时期。作为个体的人安全感极低，可以说无论什么都只是短暂的存在，没有长久的意义。既然没有长久打算，眼前的舒适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人们不想再受礼制约束去穿衣戴帽，服装自然会变得随心所欲。
在这种局面下，为了摆脱生命的苦难，一定会有人做超越现实的思考，玄学便应运而生。魏晋名士崇尚清谈，追求玄妙境界，讲究的穿着反而会对纯真的境界造成干扰。外在越不作修饰，内在的深刻越容易彰显，返璞才能归真。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都有能力追求玄学境界，人类对自身美的关注是一种本能。此前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人本身要让位于天地并受礼教约束。到了三国，人们对自身美的追求逐渐得到放大，进入魏晋则到了热情迸发的时代。妆容服饰受到极大的重视，涂脂抹粉，服装华美，很多男人把自己变得细皮嫩肉，皮肤吹弹可破。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妆容服饰，堪称一个“媚”字。
宋朝开始，“服妖”的故事越来越多
魏晋时期奇装异服的故事虽然多，但人们并没有将其归结为服妖。而从宋朝开始，出现重大社会问题，经常会把服妖作为一种说辞。
给宋人心中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痛的靖康之耻，就被认为和服妖有关。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到，在靖康初年，京城里的女人流行穿一种服装，首饰和花纹体现四季，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各色生香，构成了一年的风景，名为“一年景”。陆游写道：“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意思是，“一年景”服装是不祥之兆，所以靖康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
两宋之际，金人南下，朝廷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就会追求在短期内享乐。而从朝廷角度，指责“服妖”，进可以借机整顿社会风气，退则可以作为借口，推卸责任。之后的文人也经常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社会现象。
在清朝，官贵子弟流行过乞丐装。近代文人李孟符在京城亲眼见识了一个少年行乞。这位少年面色黧黑（黑里透黄），袒裼赤足（敞开上衣赤着脚）；下身仅着一犊鼻裤——就是司马相如穿过的那种大裤衩，长度还不到膝盖，又脏又黑，破破烂烂，几无法遮羞；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看这少年的装扮应该是位丐帮弟子，但他身边有好多随从，其中竟然还有戴三品冠帽的人。等这位少年玩够之后洗了一把脸，露出“白如冠玉”的本色，原来是某王府的贝勒。原来，乞丐装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后来经过庚子之乱，李孟符顿悟，原来这种服妖是神州陆沉之兆。
其实李孟符说得没错，乞丐打扮确实是清王朝将要覆灭的预兆，只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任何时尚的流行，都有背后的社会心理支持。
往前一步可能是时尚，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古代一出现奇装异服，往往遭到诟病，但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理念，去指责古人压制人性，也是武断的。祖先在那个年代，需要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传统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曾经帮助过祖先的生活。
第一，古代没有报纸、电视和网络，官员长什么样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所以需要一些外在的标志来说明身份和级别，服装就是标志之一。
第二，古代战争频发，当外敌侵入，穿同样服装的人自然会聚集在一起，团结对敌，如果混穿，且不说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恐怕连眼前的敌我都分不清楚。
第三，古人衣着宽大，如男扮女装，可能看不出性别。历史上的确发生过男扮女装，以教良家女子针线活为幌子进而性侵的案件。《旧唐书·李密传》也记载过效忠李密的王伯当带领数十人，穿着女性装束，藏刀裙下，诈称是军士的妻妾，混入城门后突然下手，占领了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