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省狱减刑，秋冬断狱行刑”的
秋冬行刑制度
，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适时行刑理论，《周礼秋官》载：
“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
，刑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要顺天而为，不能逆天而行。
众所周知，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生产在整个国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丰收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稳定与否。在古代，
由于科技落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自然现象与社会活动相联系，根据自然现象来进行相应的社会活动，对于这点，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先秦时期，古人会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并把每个季节都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春为木德，夏为火德，夏秋之间为土德，秋为金德，冬为水德。古人认为，每个不同的季节，所要做的事情一定要符合各个季节的，比如春夏两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因此一定要做一些与勃勃生机有关的事情，这样才能使事情顺利的进行，正所谓
“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须其时”
。
在当时，在行刑一事上，古人就非常重视它与四季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会选择在秋冬季执行死刑，而不是春夏季。首先，自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动，春夏两季正是农忙时节，如若在此时行刑，不但会丧失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更会极大的损害农业生产活动，正如汉代司徒鲁恭所说：
“因为盛夏征召农人，
考验，连滞无已，……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桑”
，对于古人而言，在春夏季去缉捕，或处死罪犯，这是上违天意，下伤农业，实在是得不偿失。
其次，春夏是万物生长的时节，是生机勃发，适宜万物成长的季节，因此在古人看来，春夏最应该做的就是休养生息，而不是去摧毁生计。所以，若朝廷在此时执行死刑，这显然是与自然秩序相悖的，是“逆天而行”的，是会导致世间的秩序出现混乱，继而产生大灾害的。正所谓
“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在古人看来，只有顺应天命，才能万事大吉，因此对于死刑这种有伤天和的事情，自然不能选在春夏这样万物复苏的季节。
由此，为了不违抗天意，如《左传》所言：
“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古代王朝是严格遵循着春夏两季大赦，秋冬行刑的规矩。而之所以选择在秋冬两季执行刑罚：首先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金的本性冰冷，象征着阴寒。其次秋冬季是一年四季中生命力最低的时期，万物沉寂之时，象征着肃杀，所谓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是故，古人认为秋冬是最适合行刑的季节，既不违背天意，又不误农时，可谓是一举两得。
据《礼记月令》所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行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孟秋、仲秋、季秋三月
，这三月各为农历的七、八、 九月，是为秋季行刑中的三个阶段。七月，是一年之中开始刑杀的时间，此时司法官员不能任何的懈怠，要认真复核死刑案件，避免出现冤假错案；八月，是可以大兴杀戮的时间，但司法官员不能滥杀、错杀，要慎杀；九月是杀戮扫尾的时间，司马官员要严格检查，看是否漏杀的本该被处死的死刑犯。
不过，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死刑的执行，周朝并没有将“秋冬行刑”的制度明文于律法之上，只是建议各诸侯国这么做，但是并未强制其一定要这么做。
真正将“秋冬行刑”明文于律法之上的，还是在西汉。汉律定：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
“秋冬行刑”制度在西汉进入司法实践的结论，可以在诸多有关于西汉的典籍中得到证实。
如《后汉书陈宠传》载：“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这就说明在立春之月不能行刑的规定在汉初就已然确立。再如《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侯”，胡三省在此注曰：“汉法以冬月行重刑，迂春则赦若赎，故以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侯”。元光四年（前131年），魏其侯窦婴以“伪造诏书罪”被论死，因汉代实行秋冬行刑的律法，一旦过了立冬，那就不能行刑，多半会被赦免，所以武帝为了杀他，就赶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将其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