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有载：“酒者，天之美禄”，此意乃赞酒者，为上天所赐之美物，其后又曰：“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不但将酒冠以天物美名，还推为可养天下，祀祈福的无上之物。
在距今约9000年前后，中国已有了稻米、水果、蜂蜜等混合发酵的酒精类饮料。而酒为液体，则必备容器。随着酒文化的发展，酒具亦不断发展。初似无为酒特制的器具，至新石器时代，特用酒器出现。大汶口及随后龙山文化中所见高柄杯、陶鬶等，应属此时期酒器代表。至迟于二里头文化时，爵出现在了酒的祭祀礼仪中。
商周时代，酒具多为青铜所制，卣、尊、彝、觥、爵、觯、觚等为主要酒具，多仪态雄武。战汉时代，除礼用酒器外，日用酒器也有较大发展，宴席贮酒以樽、锺、钫、壶等，饮酒则以羽觞、卮为主。汉后及隋唐，地中海与中亚地区文化对酒器影响尤为凸显。除传统酒樽、羽觞杯外，亦多有来自罗马、萨珊等地的高足杯、胡瓶、曲杯等被运用到中国酒器中。
至中唐，或是吸收了胡瓶的传统，酒注开始流行。早期酒注与茶事中所用的汤瓶在造型上几无分别，长沙窑出土的唐代酒注，个别还题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等句词。自此至明清，酒注（执壶）都是酒器中的主流用具。随着酒注变化，饮酒器也相应而变，台、盘、杯、盏等逐渐发展，经过五代后，至宋辽蔚为大观，酒宴用器繁复细致。此时期的贮酒具，以长瓶为特色，其又名经瓶，即后世所谓之“梅瓶”。酒注与茶注逐渐分开，并在注子外添加了保温、隔热用的温碗。除了传统的樽、杓尚有使用外，台、盘、杯、盏等也极富变化，种类琳琅，亦多像生器。
辽多承唐风，中亚文化的影响也格外显著，高足杯、把杯、海棠盘，鋬耳罐等异风浓郁。此外，宋世以后，酒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一些运用机巧的酒具如升仙盏、乘槎杯、匏盏瓜杯等，得到上层阶级的青睐。
梅瓶、玉壶春等，自宋金出现，元明沿用，且极为流行。元明除了承袭自宋辽的传统酒具外，瓷爵、高足杯在酒具中的应用比例大幅上升，酒注的样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在明后逐渐改称执壶。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多见的兽耳大罐，多与高足杯、酒盏等伴随出土，应为贮酒器，且在明代仍常见使用。明初定制，祭祀皆用瓷，故祭祀礼器多以瓷为主，造型也与燕器几无区别，爵、杯、尊是祭祀酒具中的重要礼器。
清代，梅瓶及玉壶春成为花器，逐渐退出了酒具的主流，而盘盏、酒圆、执壶仍为酒器大宗，贮酒器则多以大罐等，流于粗燥而逐渐隐于幕后。
酒在中华文化中占有极重的地位，然酒器展览颇为少见。2018年10月23日至11月18日，由我社策划的“天禄佳器·中国古代酒器特展”，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至明清结束，力求艺术、学术与趣味。在此，我们就几件展品，来管窥酒与中国古文化的关系。
▌酒与祭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酒自始即是祭礼中的重要用品。商周时期，礼用酒器以青铜为主，宋元则兼以铜玉，并配陶瓷使用。明代则主要用瓷。
二里头文化始见有爵。商周时代，爵并非饮酒之器，《说文》：“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鬯为香酒，《礼记》：“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孙机先生认为，早期爵的流既细且长，并不适用于饮酒，更适合于浇灌。
爵杯一组
特展中有数例爵杯，包括一件二里头陶爵，两件商周铜爵，一件宋元玉爵，三件元代景德镇瓷爵，从中可见从商周到宋元，国家到宗族祭礼用爵之变。还有一件清康熙洒金铜爵，为清人仿古，由此可见清人眼中的商周爵器。
山东大汶口文化陶质酒器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