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权阉王振死于土木堡之变，但究竟如何死的，至少有四种说法。其一为护驾将军樊忠所杀，这种说法出自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黄景昉《国史唯疑》等史料。八月十五日，亲征军在土木堡遭瓦剌骑兵围剿，明军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文武大员尸横遍野，护驾将军樊忠愤恨难平，眼看大明朝就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境，这一切究竟谁之过？他一腔怒火全部投射到明英宗身边那个作威作福的大太监身上。阉贼王振！事到如今，横竖不过一死，我樊忠还惧你不成？继而奔至王振身边，举起铁瓜，一锤灌顶，一代权阉顿时脑浆迸裂，命丧当场。樊忠击杀王振后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随后与汹涌而来的瓦剌军浴血奋战，壮烈牺牲。
樊忠击杀王振说，读起来最解气，最为老百姓所接受，故而也成了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不过这种说法也是建立在将土木堡战败责任全部推给王振、规避了英宗之责的基础上，与事后朝廷清算王振党羽，说其“挟帝亲征”的做法一脉相承。一是充满偏见和附会，二是情节近似于戏剧演义，故而只能作为参考。这些问题在修《明史》时就已被史官注意，故而“击杀说”并未被采信。
《明史》中记载了第二种说法：“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即王振与众多大臣一样，死于乱军之中。这里的“乱兵”概念就比较模糊，可能是疾驰入阵、横冲直撞的瓦剌骑兵一刀结果了王振性命，也可能是乱作一团的明军相互踩踏，把王振踩成肉泥。当然，像樊忠这样趁乱怒杀王振之举，似乎也可归为“乱兵”所杀。但《明史》中没有具体写王振之死的细节，却是最符合常理的说法，毕竟在全军土崩瓦解，将士死伤惨重，呼天喊地的乱局，生死一瞬间，谁又能像旁观者一样把情节和对白都记得一清二楚？
第三种说法出自明英宗口述。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史官傅维鳞在其撰写《明书》中记载了明英宗之言：“（王）振为寇所杀，朕亲见之。”这里的“寇”不像“乱兵”那么模糊，特指瓦剌军。当时正逢瓦剌军入阵收割人头，如张辅、邝埜、王佐等人皆被屠戮，明英宗说自己亲眼见到王振被瓦剌军所杀，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
但第四种说法也出自明英宗，在这一说法中，王振死得就很壮烈了——引刀自刎。王振垮台不久就作为土木之变主要罪魁，朝中人人唾骂，声名狼藉。但明英宗在景泰八年（1457）夺门之变中复辟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王振平反，令人用香木刻王振之形礼葬，为其立衣冠冢。当时天下皆骂王振，世人皆恨王振，唯独这位被认为受王振“挟持”和祸害得最深的英宗皇帝对他念念不忘。英宗一意孤行，坚持为王振正名，这显然已超出政治考量，只能解释为英宗皇帝对这位陪伴自己长大的“王伴伴”真的有很深的感情。礼葬王振后，明英宗在王振生前所建的智化寺内给其建了一座祠堂。这座寺庙至今尚存，寺中有一块建于天顺三年（1459）九月九日的石碑，碑上有王振像与《英宗谕祭王振碑文》，祭文中曰：“车驾北征，（王）振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
自刎说与击杀说反差巨大，但都掺杂太多个人情感。天下之人憎恨阉祸，憎恨王振，肯定希望有一位爱国志士诛杀此贼，大快人心。英宗出于自身对王振的深厚情感，自然也希望他以壮烈自刎的死法留传于后世。当时英宗给王振建祠后，还钦赐一块“旌忠”匾额，一代权阉竟然也成大忠臣了！可见智化寺石碑上的自刎说难以令人信服。综合来看，王振的四种死法中，死于乱兵或为瓦剌军所阵斩更接近事实。总之，明朝第一代权阉的宦海生涯连同自身性命、名声一起，都在这场惊天之变中彻底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