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常遗憾的是的，当天皇试图模仿隋唐建立秦制集权之时，这两个条件其实皆不具备。
上文我们便反复强调过，以大和王权为起点的日本早期国家，其本质是一个天皇一族与大和诸氏族共同建立的氏族联盟。而与中国或者世界上很多地区不同，日本的氏族，从未受到过毁灭性的破坏。由此，自然也不可能产生氏族毁灭之后的残渣——游士官僚集团。
春秋时代这些小国的灭亡
提供了大量游士
所以，面对整体实力远远比自己更为强大的诸氏族，既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也没有游士官僚集团的支持的天皇一族，只能是通过与某氏族的联盟，来获取其必要的政治支持。
在大和政权建立初期与葛城氏联姻建立政治联盟，后来与苏我氏联姻建立政治联盟，再到最后的藤原氏摄关政治。可以说天皇一族至始至终需要与某个有力氏族通过联姻建立政治联盟的手段，才能相对于其他氏族保持一种优势地位，由此才能够推行其强化王权的政策。
但是再小的棋子也有自己的意志，天皇打着借氏族的力量来扩大王权的算盘，与天皇结盟的氏族也不是让人当枪使的傻白甜。
虽然关于葛城氏的记载暧昧不明，但苏我氏与藤原氏，无疑都充分的利用其外戚的优势的来扩大自身的权势。如苏我氏便先后排挤了大伴氏、物部氏而大权独揽。而藤原氏则清洗了橘氏、大伴氏，最终利用天皇外公的身份建立起持续两百多年的摄关政治。
而面对这种联盟氏族尾大不掉的局面，根本没有可靠军事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天皇一族，唯一能够采取的对策，也只是扶持新氏族来进行平衡。
结果便是这些新氏族取代老氏族，成为让天皇一族继续头疼的根源。比如葛城之后又大伴、物部，大伴、物部之后又苏我，苏我之后有藤原，为了对付藤原天皇又不得不扶持皇族背景的橘氏与源氏。始终无法突破氏族政治的框架结构。
所以，不论天皇一族如何效仿中国的律令制度，如何引入太学及科举等培养职业官僚的教育选拔体系。在氏族政治的基本结构不打破的情况，氏族出身的贵族子弟几乎垄断了朝堂上的所有官职，根本就没有任何职业官僚集团崛起的空间，建立绝对王权更是无从谈起。
不仅，天皇在建立绝对王权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还不仅仅限于中央，还有地方的地头蛇。
国造与郡司——古代日本的地头蛇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天皇通过巫术来整合日本列岛的地头蛇。而正是因为在整合日本列岛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巫术而非军事征服为手段，所以各地的氏族豪强基本没有遭到太大打击，而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实力。再加上早期日本国家根本没有一个职业官僚集团来提供统治地方的所需要的足够流官，所以便不得不极度依赖于地方氏族豪强，也即是地方豪族的合作。
大体而言，日本早期国家对地方的统治分两种模式。
一种是西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朝廷将各地的有力豪族任命为世代承袭的国造，认可其在政治、宗教、军事、司法裁判等方面权力。简单来说，便是通过与当地最强大的氏族结盟，来实现对该地区的支配。诸如出云国造出云氏，吉备国造吉备氏，筑紫国造磐井氏等便是此类国造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西国的这些国造所统治的诸国，基本上就是听调不听宣的诸侯国。不仅如此，根据国造犯事之后，献上屯仓的记载来看，这些国造甚至可能还拥有管理朝廷在各地设置的，理论上由天皇直辖的屯仓的权限。
西国的国造权限如此之大，其中不乏有敢与中央叫板者。
比如吉备国造吉备氏，筑紫国造磐井氏，都曾试图与新罗联合，反抗中央朝廷。只是这些行动都很快被朝廷的军队所镇压，早期日本国家才得以维系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镇压了吉备氏与磐井氏的反抗之后，朝廷依旧没有直接派流官支配这些地区，而且继续认可当地有力豪族的自治权。
另一种便是东国模式。如果说西国对日本朝廷的主要作用是提供赋税的话，东国则主要是为日本朝廷提供名为舍人的军事力量。可能是基于这种关系，而与被视为自由民的西国国造不同，东国国造与皇族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并且被视为附属于皇族的氏族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