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知己者死”，身为儒家文士一员的赵孟，对元王朝特别是忽必烈的知遇优容是了然于心的，对此他当然也要有所报答。知恩图报是赵孟心态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这两句诗是当忽必烈要他赋诗讥刺以宋臣降元的留梦炎时写下的，虽有所指，但也多少反映了赵孟自己的真实心态。
他在为官后不久即提出当时“至元钞二百贯臧满者死”的刑法太重，以致当事者“意颇不平”。今姑不论其意见正确与否，即就其认真负责的态度而言，“忠直”精神显而易见。此后他抗衡桑哥，平反济南路民事冤狱，俱可见以实际行动报效的精神。在诗文创作中，这种知恩图报的心态亦可随处感知：丹极飞明诏，锋车照老臣。仲舒经术邃，贾谊谠言陈。入奏能回主，当言莫爱身。衮衣瞻望重，丈席侍趋频。
此虽系一题赠诗，但送别友人时的殷切期望，正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真实感情，所谓推己及人，自觉劝导，更可见其输诚之心。在另一首《投赠刑部尚书不忽木公》诗作里，赵孟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发出如下的表白：帝心知俊彦，群望属英贤。大木明堂器，朱丝清庙弦。知己诚难遇，扪心益自怜。在作者此时的心目中，皇帝至圣至明，臣民人尽其才，他希望“俊彦”“英贤”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真正做一个“大木明堂器”（国家栋梁）。
不仅出于直观的感悟，赵孟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感恩图报还表现在从理论上阐发新王朝建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大元之兴实始于北方，北方之气将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为之兆，天既告之矣。”这里实际上是说元之代宋，是出于天意。作为前朝末代王孙，亲自出面现身说法，为新王朝建立寻找合法依据，这的确是赵孟知恩图报、赤心输诚的最佳方式。
“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这是赵孟接受征召跟随程钜夫第一次来到大都后写下的诗句，诗题便是《初至都下即事》。毫无疑问，他由此产生了一种在“舆地久以裂，车书会当同”的一统观念指导下期望有所作为的动机，和知恩图报、赤心输诚的理念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基于这种心态，他在入元后提出复古的艺术主张，倡导晋唐风格，批评学陶渊明的人是“效颦惑蚩妍”。
他的书法和《鹊华秋色图》等画作显示出来的风格大都避开两宋而向晋唐靠拢，可谓煞费苦心。不仅如此，赵孟在诗歌中发出“况兹太平世”“干戈久已戢”“努力勤艺树”“毋为问迷津”的号召，已不仅仅是只针对朝廷臣僚的了。所有这些，与他在《红衣西域僧》《秋郊饮马图》等画作中刻意描摹番僧和游牧民族喜爱的群马，更是有意将艺术与政治输诚结合起来的绝妙范例。
历来评论赵孟，大多在其以宋王孙出仕新朝这一点上意见分歧，有的指责他变节，有的同情他后有追悔之心，一般出发点皆不出名节观念、民族矛盾甚至“家天下”的范畴。还有的人批评赵孟不能拒绝征聘是由于性格上的软弱动摇，甚至以此对他的书画艺术说三道四，什么画风“恣媚”、书风“软弱”不一而足。今天看来，这些观点虽皆不无所据，但总难免偏颇之弊。且不必说艺术风格不能以伦理道德分等级，对其政治态度亦应客观对待。
诚然，赵孟最初出仕元朝，其心态较为复杂，甚至如已有论者所言，不耐家境贫穷，也是导致他接受征聘的原因之一，但这以后竭力报效的行径，则主要在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老信条。知恩图报的心态甚至在他一直推许荐引他的程钜夫行为上亦可感知。
据《元史》本传：“初，孟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这显然已远远超出了后任对前任应有礼节的范畴，在尊重表象的背后，隐含着赵孟对程钜夫的感恩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