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刘秀生善于民间，深知大众疾苦。交兵有勇有谋，昆阳一战几近封神。称帝后脚踏实地、“乐此不疲”，且不杀功臣、不搞封禅，在位33年选贤进能，安居乐业，生民复苏。后世称誉汉光武帝刘秀为“一代明主”，认同者众。
刘秀在位时，拟定了一项方针，旨在选拔良才，培养社会榜样。成果却拔苗助长，竟导致薄情寡义的伪君子层出不穷，对后世形成严峻不良影响，流弊深远。是何方针，有如此“杀伤力”？
刘秀称帝后，欲消弭前朝、特别是王莽政权高举的“五德终始说”大旗，提出了一个嘹亮的政治标语：赞誉名节。表面上，此举意在选荐“德行高深、志节洁白”之人；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要把忠臣不事二主，死心塌地忠于一姓全国，烘托为不移至理之事。
是否有名节，很难“标准化”评测，只能由推荐之人片面估计而定。而其时的所谓“名节”，实表现在人与人的外交联系上。东汉注重的人际联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师弟（教师与弟子）、兄弟、朋友。
如安在处理这五种联系中“锋芒毕露”“鹤立鸡群”，并因而声名远播而被推荐或选拔？由于“竞赛者”太多，有必要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当“名节”成为竞赛之方针，虚伪做作则随之而生、难以避免。
关于东汉尚名节的原因，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中，一语中的：“盖其时推荐、征辟，必采声誉，故凡能够得名者，必竭尽全力之，好为苟难，遂成习俗。”说白了便是：有了好名声，便能够借此升官发财。
为了走上“捷径”，驶入宦途的“快车道”，东汉士人“竭尽全力”赢得名节，无所不用其极。现选取一些“特立独行”之业绩，看看他们有多么张狂，又是何其荒谬！服丧求名
西汉初期，颇重孝道。可是，为逝去的爸爸妈妈服丧，根本不会到达三年。西汉末年，有人为爸爸妈妈服丧满三年，而名动全国。其时，宗室中若有服丧三年者，即可加官进爵。到了东汉，服丧三年已是常态，很难因而成名获利。
所以，有人动了歪心思：为母服丧三年之外，声称对先父未尽孝道，多补三年，共服丧达六年。更有甚者，除爸爸妈妈外，对祖父、祖母、七大姑、八大姨等，均要补上“年限”，服丧二十余年而不止。
别的，还有为推荐自己去当官的恩人（恩主）服丧者。其间，部分人颇懂“舍得之道”，特意弃官而去，为恩主服丧。凭仗此举知名后，取得更大“前进”。兄弟让爵
其时，身有爵位的父亲过世后，可由其长子承继爵位。而在得名可获利的大布景下，承继爵位的长子，一般都会恳求皇帝恩准，把爵位让给弟弟。皇帝或许同意，也或许不同意。为何“让爵者”众多呢？
赵翼剖析道：“夫以应袭之爵，而让以鸣高，即便遂其所让，而已收克让之名，使受之者蒙滥冒之讥。有以处己，无以处人。况让而不许，则先得高名仍享扎实，此心尤不可问也。”
便是说，让爵成功，让爵者不只可“得高名”，并且“仍享扎实”——其所能享用的“政治待遇”并无本质影响；让爵失利，便可声称承继先父爵位，实属“被逼”无法，由此取得好名声。让爵之徒的狡猾心态，可见一斑。互谦遗产
其时，一位叫李充的人，与兄弟六户同居。李充老婆节衣缩食，存了点私房钱。其他兄弟建议把这笔钱一同分了，李充居然许诺。他招集家人开会，不只把老婆的私房钱分割殆尽，还当众痛斥老婆藏钱。李充凭此名声鹊起，并被选拔为官。
还有一位叫许武的，为了让弟弟成名，谋划出一条“妙计”。他掌管分居，将良田和大房子都据为己有，而把“不良资产”都抛给弟弟。私自告知弟弟，不只要做到不吵不闹、不争不抢，并且持续敬兄爱兄、情深意切。经过许武的精心“策划”，弟弟一举知名，被举为孝廉。
更令人“赞不绝口”的是，弟弟“成功”后，许武招集家人宗亲开会，哭着悔过自己最初的不考究、不地道。然后，他把并吞的肥田广宅全部还给弟弟，唱了一出“左手倒右手”的好戏。许武自己，也凭仗此事名声大噪。擅报私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