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唐文宗还举行了名为“直言极谏科”的策试，从士子处获取针对宦官乱政的尖利定见。在直言极谏科举行期间，许多士子冒着被宦官报复的危险，提出了许多针对宦官乱政的良策。举人刘蕡写了一份长达五千字的《直言极谏策》，坦言这一时期的朝廷有“以亵近五六人总全国大政……群臣莫敢举其状，皇帝不得制其心”的坏处。
也便是说，这一时期的军国大政，完全被把握在五六名宦官手中，满朝文武与当今皇帝皆对其无计可施。在谈到贪官蠹役时刘蕡又说到：“大众关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人。现在国家困穷，百姓流散，响马井起，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危在旦夕。”针对这种现象，刘蕡给出的对策是强制那些游手好闲的闲汉从事农耕，节约不必要的开支用以救济难民。
刘蕡的文章可谓言必有中，直指朝廷所面对的弊端。但惋惜的是当时的主考官忧虑开脱权宦，不敢将刘蕡委以重任。文宗虽有心重用刘蕡，但亦不敢在这一特别时期草率行事，生怕会急于求成引起性命之危。不过，尽管刘蕡的定见没有得到采用，但他的那篇文章已对唐文宗形成极大的影响。大和末年，唐文宗开端按照刘蕡给出的变革政策，决意铲除宦官实力。
唐文宗先是让宋申锡担任宰相，以相权来制衡宦权，并让宋申锡来策划铲除宦官。宋申锡是文宗时期的官场清流，他的就任使朝廷的习尚有了必定的改进。惋惜唐文宗的动作有些急于求成，以至于宋申锡刚刚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便引起了宦官的警惕。没过多久，宋申锡便被宦党罗织罪名，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遭到贬谪。
唐文宗预备对宦官集团着手的意向被以王守澄为首的阉党获悉，这群宦官在宋申锡事情中汲取了经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宦官对唐文宗进行了“体贴入微”的监督和监督，唐文宗的一举一动都尽归王守澄掌控。王守澄推荐太医郑注为唐文宗治病，又让亲信宦官李训为唐文宗解说《易经》，经过这两人对唐文宗进行全方位监控。
唐文宗受制于人，却不甘于此。所以，文宗转守为攻，自动撮合两名近侍，许他们高官厚禄，将他们收归己用。次年，郑注被唐文宗录用为凤翔节度使，而李训则被选拔为宰相，两人一文一武，彼此照应，开端帮忙文宗铲除宦官。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谋划后，杀戮先皇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人皆被处以极刑。
在诛杀宦官的过程中，唐文宗意识到想要完全铲除宦官之祸，还需把握更多的军事力气。所以，唐文宗又选拔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让两人与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里外合作，诛灭包含仇士良在内的阉党。
大和九年十月的一天，唐文宗按例在紫宸殿举行早朝。金吾大将军韩约按照方案奏报，称金吾院内石榴树上呈现甘露。宰相李训恰逢当时地恳求皇帝来到金吾院中祭祀上苍，为国运祈福。所以，唐文宗暂时移驾含元殿，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各级官吏先行前往。
百官观看甘露后回禀，称石榴树上的露珠不像甘。唐文宗有些不信，所以，便指令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宦官前去金吾院观看。实际上，这便是唐文宗设下的骗局，金吾院中早已设下伏兵，只需这些宦官落入包围圈，便会当即遭到金吾军的诛杀。
仇士良是个适当奸刁的对手，他来到金吾院后发现韩约的目光飘忽不定，模糊间又见到廊道有战士的衣甲。联想到此前唐文宗对宦官集团进行的大动作，仇士良当即警惕。仇士良带着一众宦官逃回含元殿，世人钳制唐文宗乘着轿子撤回大内。
尽管，金吾卫兵包围了世人，但因为仇士良等人扣押了唐文宗，韩约等人瞻前顾后不敢草率行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文宗被挟制进宣政门。仇士良从头夺回禁军的主导权后，当即差遣五百名神策军出宫，遇人便杀，一共杀掉了六七百名参加政变的大臣。
